别人眼里的中国（6）：海外华人的看法与期待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首先一定是个胸怀宽阔的民族。无论是友人、敌人、还是外人，无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无论是善意、恶意、还是他意，他都能够静下心来看看别人的文章，洗耳恭听一下人家的意见，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三人行必有我师，取它山之石，可攻世界之玉。何况知己知彼，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老祖宗孙子给我们留下的宝典精义。

海外华人对自己的祖国有着一份异样的感情。有时候随祖国的成功而雀跃；有时候随祖国的失误而沮丧；有时候歌颂，有时候谴责，.....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年代,在举国为崛起欢欣鼓舞的当下,海外华人也不甘寂寞,执笔檄文,各抒己见。最近各大报社报道了余英时教授的访谈，观点中肯，任人以平常心去看待这些变革和发展。他也意识到，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用什么来维持自身的持续繁荣？那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了这个稳定的环境，那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顺着这条思路，让人们意识到了未来的艰难，让人们对未来也有更多的期许。

我们就来看看访谈的纪要：

《大国崛起》的背后

自《大国崛起》2006年年末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来，各种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谈论此起彼伏，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 而草拟的。眼下，人们更愿意以一种平稳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现时及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但有学者提出，分析该片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领导层比中国的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在中国电视片《大国崛起》中说的一句话。

“强国都是由内到外”

郑永年的这句话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被网民广泛引用。新年伊始，郑永年又复述了这句话。郑永年随后详细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制度的健全，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健全。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在高速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崛起，还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郑永年说，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又开始了社会改革。近30年来，虽然中国并非如外界所言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中国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辅助性的。

郑永年强调说，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付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类问题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只有整体性的政治改革才能应付今天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年龄、背景、工作地点、研究方向等方面，74岁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余英时与44岁的郑永年显然有很大差别，但他们在大国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却不谋而合。

余英时说，近现代强国的崛起，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上占上风，二是内部有很好的制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国家，他们靠着海洋贸易先起来了，实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富”；但能否维持这种“国富”，则要取决于内部的制度。近代以来，那些比较长期地维持国力富强的国家，即使尚未实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宪政和法治，内部秩序比较清楚。换句话说，强国都是由内到外，绝对不是仅仅靠有钱，就能发展起来的。

余英时不久前刚刚获得素有“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年逾古稀的余英时思路和口齿却非常清晰：“我想强调的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内部秩序要比较安定，比较合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例如，英国如果没有那么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扩张和发展。”

“政治制度创新”？

虽然《大国崛起》讲述的是近现代其它强国崛起的故事，但无人否认，该片的潜台词却是为中国崛起这一未来“大戏”而草拟的。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余英时所说的“比较安定、比较合理”的内部秩序呢？

郑永年认为，中共要承担起政治制度创新的历史责任。他强调说，政治制度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中共只有通过政治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内部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全面崛起。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看来，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探求这种“政治制度创新”之路，《大国崛起》电视片的播出就是这种探求努力的表现之一。

李成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理解“政治背景”这一词语的。他说：“麦天枢说此片的制作不是上面授意的，他说的可能是事实，但是，此片显然是在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孕育和诞生的，其最初的起因就是因为总编导任学安听到了一则新闻广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等人为中共政治局讲述历史上九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请人讲这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息，后来中共中央又同意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大国崛起》，这就更不是一件轻易简单的事了。”

李成经常去中国调研、讲学、访问，也经常接触中共上上下下各层领导人。据他透露，中共最高层对“政治制度创新”的探求，早已远远超出了请人讲课或批准《大国崛起》播出这类行为。

“两个月前，我参与的一个代表团见了中国总理温家宝，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这次主要讲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李成说，“温家宝从三方面来定义中国的民主：一是选举，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对政府的监督，包括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与普适的民主定义是一致的。”

李成回答说：“温家宝谈的是两种选举：一是直接选举，即人大选举，二是间接选举，也就是党内民主。他谈的并不是很多，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在谈到基层选举时，他说，这种选举如果可以在县一级进行，那未来也可以在市一级进行，也可以在省一级进行。他谈的两种选举，也许是中国渐进民主的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案。”

谈到如今中共高层忽然毫不避讳地大谈民主的内在原因，李成分析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虽然中国现在并非处于一个革命的阶段，但是如果不改变政策的走向，如果不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和民工，社会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目前还不会马上出现问题，所以，胡、温执政时期出现的一些政策变化，都是一些预防性的政策变化。也许目前中国国内知识界和民众当中呼唤民主的声音并不是很强，但是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一党制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不多的两、三个，而且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由于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变化，由于中国和世界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也由于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这些变化都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所冲击，所以，谈民主是迟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比中国知识界更早地谈民主，当然，他们谈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区别。”

余英时也认为，“中国如果仅仅发展经济、开放经济，但不改革政治制度，那不是真正的崛起，将来甚至还会造成大混乱的，因为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难妥善地解决地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