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鲁迅集锦(4)

1961年

　　夏志清：鲁迅离开北京后，特别是鲁迅“投共”后，他的创作能力丧失了，
“不能再唤起写作他最优秀的作品所必须的真诚”。鲁迅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
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失误，
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
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
文化。”“他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
他“更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较少的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导师和讽刺家。”(原
载《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
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
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原载《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8月出版)

　　1966年

　　曹聚仁：“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
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
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
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
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
不必相轻。”(原载《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0月出版)

　　1967年

　　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
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载《新潮》，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


　1971年

　　夏济安：“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被他本人和中国左翼运动所浪费掉。”
“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
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著失望和希
望，混合著天堂与地狱的音响。”“鲁迅未能以他对非意识世界的认识写出一部诸
如《荒原》《尤利西斯》那样的杰作
，也许是由于他的恐惧，他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在白话杂文的发
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以至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日益狭窄，这一
切鲁迅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原载《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1979年

　　夏衍：“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
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
事》，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1期)

　　胡菊人；“近数十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和歌颂，有如黄河的决堤和泛滥，已
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谈的，就只有一个鲁迅，惟一值得
学习的亦只有一个鲁迅，甚至近代中国如果有作家，亦只是鲁迅一人。”“千篇一
律的、万音如一声的、千声如一响的单调的‘鲁迅赞’交响乐使人听得又厌又怕。”
“从来不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评断的鲁迅一段生活。他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
之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受日本人的保护，与日本人的关系这样
好，即使时势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污点呢？还是非污点呢？”
1932年1月28日至2月6日鲁迅的日记“失记”“空白”“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
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
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泄露出来”，鲁迅的“偶像性”就会马上粉碎。(原载
《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80年

　　王蒙：“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
‘永不实行’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原载《读书》1980年1期)

　　1985年


　　刑孔荣：“《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其次，作品
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Q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
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形象。”“《故事新编》是三流作品”(《论
鲁迅的创作生涯》原载1985年8期《青海湖》)

　　1988年

　　严家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个伟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
通过描写社会现象来表达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看法，但他一不骂国民党要人，二不公
开接近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
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
政治与人》，原载1988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
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
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
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
杨答记者问》，1988年11月22日《陕西政协报》)

　　1989年

　　李欧梵：“鲁迅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
论战的写作方式。”这种模式“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因过于
关注社会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同鲁迅其他众多的泄私愤的文章的价值一样是值得
怀疑的”。(原载1989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1991年

　　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
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
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


　　1992年

　　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
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
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
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1992年1月香港《明报月刊》
)

　　1994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
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
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
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
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
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
(原载1994年9月8日香港《联合报》)

　　1995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
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

　　1996年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
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997年

　　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
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
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
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
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
实在好玩。”(原载《文字是肉做的》，1997年8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1998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
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
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
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
“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徐江：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让权力话语奉他为当
代圣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正好我对此也不高兴。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
数是负面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

　　朱文：让鲁迅一边歇一歇吧。(原载《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
1998年10期)

　　1999年

　　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
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
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
的一生压迫著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
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
点儿性变态？……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_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
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
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
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想统一年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
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
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
想的逻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