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的方圆之理

时不时的在饭桌上，太太拿起筷子时常常说：“你看，中国的筷子，上头是方的，下头是圆的。这叫‘天圆地方’。吃饭是天大的事，这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我笑着点头，心想这日常器物里竟藏着大学问。这“方圆”二字，究竟从何而来？若“方”只是四四方方的形状，那我们为何说“五方”“八方”“一方水土”？为何说不守规矩要“立规矩”？规矩是圆规画圆、直尺画方，这道理看似明白，可“方向”的“方”与“方圆”的“方”又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我翻开典籍，想寻个究竟。

 

这一寻才发现，“方”的本义并非方块。《说文解字》解释道：“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凡方之属皆从方。”原来，“方”字最初描绘的是两船相并的景象。这意象真妙——两船并排，自然有了比较、相对之意，于是衍生出“双方”“对方”的说法；船头所指，便是航行的“方向”，于是有了“东方”“西方”。可见，“方”从诞生起，就带着方位、区域、朝向这些活泛的含义，而非僵硬的几何形状。

 

理解了这层，再看“天圆地方”，便觉古人智慧深远。这恐怕不是字面理解的天如圆盖、地如方板。汉代《大戴礼记》中记载，曾子就曾质疑：“如果天圆地方，那地的四角怎能被天覆盖？”可见先贤早已超越形似，而取其神韵：“圆”象征天的运转不息、包容周流；“方”象征地的安稳厚重、承载万物。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取象类比。

 

这种“取象”的智慧，渗透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古铜钱——外圆内方。圆，是为流通周转，走遍天下无碍；方，是定价值、立规矩，中心有主而不移。小小钱币，道破了“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内心要有坚定的原则（方），待人接物则需圆通和顺（圆）。这让我想起两位古人。屈原是“方”的极致，他行得正，志洁行廉，“虽九死其犹未悔”，其人格如精金美玉，棱角分明，宁碎不弯。苏轼则多了份“圆”的智慧，一生屡遭贬谪，从黄州到海南，处境可谓极“方”——困窘险恶，但他却能随遇而安，在黄州垦东坡，在岭南啖荔枝，把苦日子过成了诗。他心中有坚守（方），应对世事却圆融通透（圆）。

 

这种智慧在处世中也处处可见。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变法，为取信于民，他立木于城南，宣告谁能扛到北门就赏重金。众人不信，他将赏金增至五十，有人尝试，他立刻兑现。这叫“徙木立信”，是以极“方”之举确立规则的权威。而张良年轻时遇黄石公，老人三次将鞋丢到桥下让他拾取，张良皆恭敬从命。这份隐忍与谦恭的“圆”，最终为他换来了《太公兵法》。前者以“方”立信，后者以“圆”得智，都是不可或缺的处世功夫。

 

治国理政更是如此，须得“方”“圆”相济。汉宣帝说得透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近于法家的严刑峻法，是“方”；“王道”则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是“圆”。纯用“方”，如秦朝，严苛而易崩；纯用“圆”，如周末，宽柔而失序。唯有二者交融，就像书法大家运笔，既有楷书的端正法度（方），又有行草的流畅变通（圆），方能写出气韵生动的盛世华章。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蕴含着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规矩”是文明的核心精神（如“仁”“义”）；由此生发的“方”，是文明的制度、典籍与规范；由此生发的“圆”，是文明的包容力与创造力。中华文明能绵延数千载，正因它始终在坚守文化主体（内方）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外圆）吸收融合，如长江黄河，河道虽定（方），却容纳百川、奔流不息（圆）。

 

这么想来，再看手中的筷子，便觉意味深长。它不只是用餐的工具，更像是祖先传给我们的一件“人生法器”，在每一次拿起时给予我们无言的提醒：在这世上立身处世，要懂得持守内心的方正，也要学会顺应外界的圆融。端稳这有方有圆的饭碗，或许便是走好那有方有圆的人生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