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样妈妈
4、万书丛中
1962年夏季，妈妈惦记家人，放心不下我们，便结束了住院和疗养，回到家里。可是她的病没有好，肝区常常疼痛难忍，甚至被折磨得无法入睡。没法坚持讲课了,妈妈申请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生理教研室，调到学院的图书馆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当时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就是爸爸被调职，妈妈受牵连，组织上派来一个人做教研室的副主任“协助”妈妈工作，其实是来加强政治领导的。
我们以为图书馆的工作是轻松、自在的，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妈妈应该清闲一些了，没想到妈妈竟格外忙碌起来，每天上班下班早出晚归，回家来还要带着一堆“目录”、“索引”之类的大部头书，吃过晚饭就看起来，可比我们“用功”多了。妈妈说，图书管理不仅是一门专业学问，还需要掌握广博的知识，当年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著名学者，都曾经任职过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现在的北京大学就有一个图书馆系，专门培养图书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
妈妈快速掌握了图书的采购、分编、期刊、资料管理工作，并将自己掌握的图书管理专业知识与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指导馆里的工作人员将馆藏的六万余册图书全部按照新的分类法重新进行了分类、改编，建帐制卡，使陈旧的图书管理体系和藏书混乱状态彻底改观。图书馆成了教师和大学生们最喜欢去的场所。在实践中妈妈不仅熟练掌握了分类法，也熟悉了解了全部馆藏图书。为了更好发挥教学的辅助和参谋作用，提高未来医生们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扩大他们的视野，作为校务委员会成员的妈妈在参加学院管理的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加强图书管理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扩大中外医学杂志、医学书刊的订购；随时向师生介绍国内外医学领域的新进展、医学研究的新课题、新动态和发展方向。
为适应新的需要，妈妈又开始学外语了。妈妈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一直接受外籍教师英语授课，聪明好学的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精通英语。由于日寇占领东北，日语也成了当时学校里的必修课。从初中到高中又到大学，学了十年日语，高中毕业后又在伪满的中央银行工作一年，完全用日语会话，妈妈的日语早已运用自如。
五十年代初，妈妈在中国医大进修时，参加了俄语速成班，并抓住每一个机会听取医学专业的俄语讲座。进修结束时，她就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俄语的专业书籍了。当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高尔基小说的时候，妈妈和我们一起阅读，可她读的是俄文的原版小说。我们不能理解，放着这么好读的中文版不看，偏要看俄文版的书，还要不时的翻翻俄语字典。妈妈说，看原版书和看翻译的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妈妈的话，我当时不懂，也永远都体会不到了。
为了阅读医学杂志，做文摘介绍，妈妈又自学了德语。文革开始时,德文原版的《马克思选集》也被妈妈搬到了写字台上。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我眼里像天书一样的外文书籍，妈妈读起来这么轻松，又这么津津有味。
45岁的妈妈又像一个充满了求知欲望、精力充沛的孩子似的开始学习法语了。早饭前和晚饭后，是妈妈的学习时间。每天当我们还在酣睡或者玩耍的时候，妈妈在神秘的法语世界里兴趣盎然地遨游。妈妈的法语学习持续了好多年。
我上中学时，阿姨已经离开了我家，妈妈的家务活更多了。做饭、买菜、打扫卫生，所有的杂务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可是，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场面：做好的早饭已经摆在饭桌上，碗筷也都摆放好。当我揉着惺松的睡眼，一跃而起，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厨房、走廊里静悄悄的。趴在妈妈的屋门上，从小窗中看到的是妈妈坐在写字台前，戴着眼镜聚精会神的读着法语书，旁边还堆放着一本本法文书籍。妈妈的脸上是心满意足的惬意的微笑。那是我眼里妈妈最美的表情。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与文化有关的事物都停止了，正在读书的我们都不上课了，可是妈妈的法语阅读时间没有改变，依然是清晨和傍晚，只是阅读的书籍换成了法文版的《毛选四卷》。妈妈安静阅读的状态跟外面的喧嚣世界相距那么遥远。
1972年初，爸爸妈妈在下放农村两周年之际被一纸调令召回了锦州城。爸爸妈妈刚刚在原单位报到，市公安局的人就找上了门，请妈妈翻译一本英文原版的法医学专著《无痛苦死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找遍了各大中院校懂英文的人，可是懂英文的人不懂医学翻译不了，医学专业的人又没有那么好的英文基础，或是英文已经荒废多年，无法翻译，所以找到了妈妈，并通过市里要求医学院把妈妈从农村调回城来。
刚回到医学院的妈妈，痛心疾首地看到在文革多年摧残下图书馆的荒凉和破败，图书的大量丢失、破损、帐物不符。她虽然很痛快地接受了翻译工作，白天却依然到图书馆上班、工作，竭尽全力和同事们一起对藏书进行系统清点，重建已不堪入目的图书馆，想方设法改革图书管理系统,为老师建立了“专题服务”咨询工作,为科研人员查阅文献资料开创方便条件，为停滞多年的教学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晚上回到家，妈妈一边阅读原著，一边翻译。有时妈妈会给我们讲些书中的内容。一些理念闻所未闻,我们感到新鲜有趣，只是因为内容专业，记不住太多的对我们来说生疏的词汇。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妈妈所说的“无痛苦死亡”就是如今人人皆知的“安乐死”。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公安局还多次请妈妈翻译过破案急需的内部资料和案例。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和这个世界隔离得太久了，一切都需要从头学习。
凡事认真，精益求精的妈妈用最紧张繁忙的工作度过她的花甲之年。她成为省图书馆学会编译委员会成员。每天早上，七点钟刚过，她第一个迈进图书馆大门，在“资料情报”和编写科研、教学、肿瘤研究资料索引的领域里呕心沥血。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资料交流的关系单位扩展到500余个。妈妈查阅了数不胜数的中外科研论文、文献档案，为教学科研工作写出了多部涉及各学科的资料检索。1980年，63岁的妈妈再一次走上讲台，为研究生讲授“如何查找中外文医学文献资料”课程，并写出图书馆资料情报工作为教学科研实践服务的总结论文，由省出版社出版。
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大规模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这是一项已经停滞多年甚至被废弃的工程，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涉及的人员也非常多。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员普遍要晋级，高级职称的人员要发表学术论文，要有英文摘要和索引、简介之类。很多人找妈妈帮忙翻译，妈妈有求必应，没有拒绝过任何人。我工作的单位就有站长张学谦，科主任颜世信、牟广思，何继舟、李树林等人请妈妈翻译过有关资料。张站长发表在著名的英国杂志《柳叶刀》上的论文，也是妈妈帮助做的摘要介绍。这些人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这些往事，表达对妈妈的感谢,但妈妈做过就忘记了，甚至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更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回报和答谢，因为她根本不懂另一个范畴之中的“规则”。
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人赞叹妈妈的语言天赋，还有人总结出她懂六种语言。叔叔和爸爸作为她的同学和校友，多次心悦诚服地对我们说，妈妈是语言天才。但妈妈自己从来没有夸耀标榜过，她感兴趣的是探索，不是功名，是知识，不是利禄。妈妈一生在书的海洋里寻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