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父慈父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是军属。一天早上我刚进教室，老师就走过来对我说，她的儿子昨夜发烧，可能感冒了，请我爸爸在医院开些消炎药来。吃中午饭时，我和爸爸说了这件事。本以为是很简单的小事，没想到爸爸严肃地对我说，发烧是可以有很多原因的,要去医院看，怎么能随便自己开药吃呢？爸爸告诉我，如果老师带孩子看病，可以找他。
我把爸爸的话转告给老师。老师什么话也没说，就掉过头去求了另一个同学，我家的邻居，爸爸是某医院的院长。第二天，我的邻居同学就兴冲冲地拿了一包药交给老师。老师当着很多同学的面高声说：“谢谢你爸爸。”
这件事过后，老师接二连三地让他帮忙办了很多开药、体检、治病之类的事情。不久，邻居同学成了第一批入队的队员，二年级时，又当上了大队委员。在班里，我感到了老师的冷漠和不屑。我抱怨爸爸：“就请你开点儿药，有那么严重吗？别人爸爸能办，你为什么不能办？”爸爸不为所动：“别人做什么是他的事，我做不到。医院就是看病的地方，有病就得去医院看，如果买药应该去医药公司。”
小时候，我常常生病，每次都是爸爸用自行车带我去他工作的医院看病。爸爸总是把我放在候诊椅子上，和普通就诊的患者一道排队挂号，排队就诊。不管遇到什么大夫，爸爸都一样的带我就诊，从没特意找过知名的医生和专家，尽管那些人都是他的同事。童年的我记住了爸爸遵守的就医规则，知道那是任何一个患者都应该遵守的规矩。
从那时起到今天，每一次看病，我都像爸爸当年一样，没有利用关系找过人，没有送过钱，即使患了癌症做手术时也是如此。有的朋友不理解：“人家想找关系求人都找不到呢，你有这么好的关系却不会利用。”是的，求助于我从小就认识的叔叔阿姨并不难，可我做不到。在这个爸爸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做有违于爸爸意愿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做不到。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装药品的大铁盒。后来,妈妈把药移入一个专用的抽屉里。抽屉里的药，都是爸妈以前开办崇慈医院时遗留下来的，全都是进口药。我记得有一袋袋的消炎粉，一瓶瓶的阿斯匹林，冰片……。妈妈还带我们去老马路的医药公司买回一瓶瓶红药水，紫药水，碘酒，酒精和消毒棉球，以便治疗我们的小伤小病。
七十年代，我在工厂的职工医院当护士时，也像别人一样，从医院拿回一些酒精棉球以备急需。爸爸知道后,认真地告诉我，只要是公家的东西，一个棉球和一根金条，都是一样。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拿了，就是公私不分。公私不分不是小事，是品质问题。我知道爸爸说的对，可我还是偶尔免不了随俗犯过类似的毛病，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用单位的信封、信纸写过信，这都是爸爸妈妈所不允许的。爸爸妈妈一生都没有挪用过公家的任何办公用品。妈妈常常用的稿纸和信封都是在医学院的商店里买的。一次，我在妈妈的单位看到他们用的文摘卡特别精致，那时候我正在写读书笔记，如果有文摘卡该有多好。我对妈妈随口一说就忘了，可是妈妈很快就在去北京购书时专门给我买回了一大盒文摘卡片。从小到大，爸爸妈妈一直用他们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公私分明。
文革期间，我们的集邮中断了，实在无聊，我和弟弟开始收集领袖像章。一天晚上，我俩又在摆弄像章，爸爸凑过来，看着我们的“藏品”说，今天他看到一枚比我们所有的像章都大都精致的像章。我们顿时来了兴致，赶紧问爸爸在哪儿看到的？怎么才能得到？原来那一天医院里来了一个特殊病人，是正在被造反派揪斗的全市头号走资派、原市长刘慕文。当时派性正浓的医生们躲的躲，推的推。有人找到了爸爸，爸爸发现他的病情较重，需要住院，就亲自安排了特护病房和主治医生。下班前，爸爸又专门去病房看望了他。为了表示感谢，他拿出了那枚得之不易的像章要送给爸爸，爸爸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弟弟扫兴地说:“为什么不要？那是领袖像章，又是高质量的，到哪里去弄？”又问：“那是人家给的，又不是你要的，为什么不收下？”我们遗憾，惋惜，埋怨。爸爸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是医生，他是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我为他做的一切都是职责之内。医生不能收病人的礼。” 我和弟弟无话可说。
1971年秋天，经过知青选拔，生产队社员评议，我以全票通过并被大队革委会批准，即将被招工回城。偏偏在这时，爸爸参加了大队党支部的整风会议，给主持会议的革委会刘副主任提了一条意见：把国家拨给青年点建房的木料搬到自家院里，准备翻盖房子。应该把木料交回大队，专材专用。
爸爸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回应”，刘副主任恼羞成怒。在木料被搬回大队的同时，我的招工指标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知青身上，而且不等去大寨参观的大队主任回来，一切都办理妥当,那个知青去市卫校医士班读书，而我还要继续“接受再教育”，当农民。我想起来就会唠叨爸爸：“不帮忙也罢，还帮倒忙。我靠自己一关关选拔上来，你一个意见把我的名额给提没了。你提意见也不看看人，那个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主任除了打击报复，还会干什么？”
不管我怎么说，爸爸有一定之规：“他拿公家的东西就是不行，我为什么不能提？他不是交回来了吗？”这就是我的爸爸，这就是有些“聪明人”眼里“僵化”、“迂腐”、“跟不上潮流”的爸爸。
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不会记得这件事了,可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翻到了爸爸留下的一本笔记，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插队落户期间（兴城拣金公社团山子大队），一位大队干部企图让我高抬贵手,把大队的仅有木材攫为己有，被我制止，遭到了他的不满，也推迟了孩子的回城时间。”这是爸爸在1980年代整党时写的，看来爸爸没有忘记。
小时候，亲切和蔼、正直正派的爸爸是我最敬佩的人，初中时，我写过一篇记叙爸爸的作文，题目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还把一张登载爸爸救助贫困农村病人的题目叫《祖国处处有亲人》的《辽宁日报》放在自己的枕边，读了无数次，想着自己长大了也要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可是，当我离开爸爸妈妈身边，走上“社会”的时候，我有了改变，目睹了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充分表演，看到了不公平的现实，我曾埋怨过爸爸，怪他不关心自己的子女。
当我为了解决抱着儿子跑通勤的困难，从铁合金医院调回市里的时候，需要找一个接收单位。当时我持有的是正规的部队护校毕业证书。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这个学校的教学、实习都保持正常的状态,爸爸也完全了解我的能力，我的要求也只是到任何科室当一名普通护士。可是爸爸给我的回答是：“现在医院不缺护士。”一句话堵死了我进入他所在医院的大门。
然而，就是在那个年代，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职工子女，不论是下过乡的，回城的，落实政策的，学校毕业的，纷纷进入了他们父母的单位，甚至是一个、二个、三个……。
我一次次地问晚年每天翻着圣经的爸爸，那个充斥了专家、学者、博士、硕士的医院，那个高楼林立、豪华病房和简陋病房并存的医院，那个有着像行政机关一样的办公场所和像菜市场一样拥挤的门诊挂号处的医院,这些是爸爸的理想吗？对那些穿着圣洁白大衣的高贵“天使”和他们口袋里源源不绝的红包，那些面色憔悴，神情焦虑，不知所措的来自贫困家庭，来自农村的数不胜数的求医者们，爸爸又作何想法？爸爸回答我的是沉默。
1985年，爸爸在石桥子分得了一处住房。以前我家的住房都是妈妈单位分的，这是几十年来，唯一一次以爸爸名义分到的住房。分到新房后，原来的住房要交给医学院重新分配。当时我和儿子住在一个很杂乱的大楼里，常常受到干扰。我想改变一下环境。反正爸妈的房子也要交出去，和我调换一下，交我的住房不是一样吗？我知道自己不是理直气壮，不敢和爸爸直接说，就请妈妈问爸爸。爸爸的回答简单明了：“不一样。你不是医学院的职工，怎么能住学院的房子？”一句话说得我无语。
可那时，住房“下蛋”已经成了所有单位的“规则”，不管是领导，还是工友、教授、厨师、无一例外。给我调一下住房，原本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何况，我只是换一下住房。可是爸爸不肯做。
我曾经为此忿忿不平，生爸爸的气。在陪伴爸爸的日子里，在失去爸爸的时候，在我长久而深刻的反思中，我为自己曾经的作为感到羞愧和自责。我理解了爸爸，走近了爸爸，像小时候一样，为有这样的爸爸，内心充满骄傲。
很多人能做的事，爸爸永远不肯做。有些事,别人觉得天经地义，爸爸却认为天理难容。有些东西，官场上唾手可得，爸爸却拱手相让。这是爸爸的信仰决定的。作为爸爸的女儿,我和爸爸的信仰是一致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天地翻覆，无论朝代更换，永远真实、清白，做心安理得的事，做问心无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