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4）
（二十二）大串联
毛泽东知道，他要达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的，极可能会招致整个党政系统大多数干部的反对，因此阻力极大，光靠北京高干子女那一点人是不行的，非得有几百万、上千万哪咤式的革命小将来替他冲锋陷阵不可。为此，他要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感受党中央所在地北京的造反气氛，同时通过接见这样的形式，达到君命亲授的效果。这样，再让这批革命小将到各地去造反时就会心有所恃、无所畏惧。
而让各地学生进京和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火种，造各地当权派的反，首先要解决他们一路上衣食住行的问题。为此，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个《通知》一下，开启了文革初期的大串联风潮。
当时学生出来串联，凭学生证或学校证明，无论去哪里一路上乘汽车、火车、轮船都不用买票。唯飞机不可以。凡串联学生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有接待之责。各地都设了接待站，免费供串连学生吃住。天冷了还要借给他们棉衣御寒，钱不够了要借给他们现金，只要凭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写一张借条签一个名就可以了。据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统计，从大串联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上海市共接待了全国各地来沪串联学生一百零九万人次。为了接待这么多人，全市共设置了各类接待站，最多时达到一千五百多个。为了接待红卫兵和学生，国家一共花费了多少钱，虽然中共至今没有公布，但凭想象也可知道这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维基百科全国大串联条举了湖南井冈山一个例子，说井冈山博物馆所属十七个接待站，先后接待了一百多万人，耗资二百五十万元。其中为供应三餐，烧饭的员工就请了一千多人。各位须知，这二百五十万元是一九六六年的人民币，当时一般工人一年工资只有四五百元。农民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二百元。那时我一年的工资也只有三百三十六元；也就是说，这笔钱相等于我当年七千四百四十年的工资总和。
参加串联有这么多的优待，全国所有大中学校的学生几乎都跑出来加入到串联行列。开始，出去串连的都是红卫兵和出身较好的革命学生代表。后来，非红五类的学生也抵御不了免费游山玩水的诱惑纷纷往外跑了。最后，学校里出身好的和较好的学生都跑光了，黑六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壮起胆子往外跑。反正学生证上只有学校名字和学生名字而没有家庭出身成分，只要自己大胆镇定，别人问也不说，无人能为难他们。那时他们除了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更趁机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南到云南西双版纳、北到黑龙江漠河，东到沿海各城市，西到新疆，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不少人跑遍了全国。甚至一些小学生也加入了串联。当时听说只有西藏不准去。
那时我的两个大妹妹正在读初中，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兼有海外关系，开始不敢出去串联，后来见到学校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她们也分别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出去串联。只可惜出去太晚了，一个刚到南京，一个只到了杭州，因为听到中央下令结束串联，就乖乖地回家了。我太太当时也是初中生，因为父亲是右派，开始也不敢去串联。但她胆子比较大，见到大家都往外跑，不管三七二十一，约了几个同学也去了一次北京。据她说，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有人按他们的学生证登记姓名、年龄、学校名称，然后安排她们住在一个什么学校里。开始她们还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但学校里有军人管理，说接到通知毛主席很快会检阅她们，要他们不要离开北京。结果他们在北京待了半个来月，等检阅过后才回家。在北京她的钱包被偷掉。她按所在学校地址写信给青海父亲，居然还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可见当时社会虽乱，但乱中仍保有秩序。在北京，我这位未来的太太沾了一身老白虱，还得了胃病，回来后就不敢再去串联了。
红卫兵、学生们全国到处串联，很多是趁机游山玩水，惹得工矿企业的青年员工羡慕不已。但中央是不准许工矿企业的员工也去串联的。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规定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首都职工代表会议上宣读的《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中再次重申：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地到外地去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已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学生，也应该这样做。这个规定，比原来的规定稍微放宽的是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本市范围内串联。中央作这样的规定，我想主要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因此之故，我们单位所有员工都没有出去串联过。直到一月革命期间，我们造反派才以交流革命经验的名义，分头去附近几个县的卫生单位串联了一次。反而是一贯以听从党的号召自居的保守派，在当权派大刮经济风的时候，跑到杭州等地去串连了好几天。
其时，有很多关于学生串联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至今记得最离奇的故事是说上海有一个学生串联到了广西、贵州、云南一带的苗区，被下蛊毒的事。我早就听说过苗女很美，也很多情，尤喜与汉人结亲。有人到苗区被苗女看上，就会千方百计留住你，送一种食物给你吃。若你不知就里吃了，在苗家看来就是你同意结亲，然后就会来逼婚。这个故事也是这样：这个学生串联到苗区，就此身陷苗寨无法脱身。开始，他不想留在苗区几次拒绝结婚，但苗家不放他走。后来他想送上门来的肥肉先吃了再说，等结婚后再想法开溜。于是他同意结婚。婚后不久，他就提出要回上海看父母，说这婚事至少也要向父母禀报一声才说得过去。多情的苗女很爽快地就同意了。临行那天，苗家准备了很多土特产作礼物要这小子带回上海送给亲家，还置酒饯别。等新郎饮过一杯离别酒，新娘就正色告诉他，说你要回上海看父母，这是人的孝道，我再怎么不捨，也不会阻拦。但你不可负我一去不回。实话告诉你，刚才你饮的酒里我已下了蛊，若你三个月内回来，我会给你解药；若三个月内不回来，到时蛊毒发作，无药可救。切记切记。那小子闻言大惊。但随即又想，现在医学发达，不相信这样大的上海就对付不了蛊毒，于是假意答应了。等回到上海他立即去大医院解毒。可是问遍各大医院，居然没有一位医生能解、肯解的。有的医生说听说过苗疆有蛊毒一说，但只是听说，没有碰到过，不会治。也有的医生说蛊毒有好多种，解毒方法各不相同，不知你中的是哪一种毒，无能为力。也有医生说，他知道解毒方法，但这牵涉到民族政策，所以这毒他不能替他解。眼看三个月期限将到而解毒仍无门路，为了保命这小子只得含泪回苗疆去做那苗家的女婿。这种传闻无名无姓，但说的活龙活现，听此犹如听一则传奇故事。除了苗疆女子善于下蛊，我以前还听说过湖南辰州有所谓赶尸术，马来西亚一带盛行降头。中共执政后以破除迷信为由不准人再传这种不科学的谣言。但是在一些旧的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中还能偶见提到，然都不知真假。不想这种谣言在文革中竟又流行起来。
因为全国串联的学生实在太多了，造成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堪负荷。十月二十二日，东北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学生组成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徒步从大连走到北京。中共发现这一个例，立刻在报上提倡徒步串连，引起不少学生响应。据报上当时的报道，有的红卫兵提出要徒步去延安，有的徒步去井冈山，也有声言要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重走一遍云、贵、川、藏，重过雪山草地，以体验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但因为没有后续报道，所以大家就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红卫兵参加了徒步串联，又有多少坚守诺言从头一直步行到目的地的。
学生大串联引起一九六六冬季流行性脑膜炎大爆发。很多学生得病，死了不少人。其时中共利用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以揭开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和揭发党内走资派的任务已大致完成，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已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天寒地冻确实也不适宜再串联下去。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和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说现在天寒地冻不便串联，等春天回暖以后再继续。学生们都明白这一停止，明年开春以后是不会再继续串联的了，今后免费游山玩水的机会是再也不会有了，因此有部分大胆的学生千方百计地继续串联下去，争取尽量多跑几个地方去看看。政府的措施是下令铁道部门给学生的免费火车票只能是回去的车票，凭学生证上学校所在地签发。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学生们的对付办法是拿到回家的车票后，与来自其它城市的学生交换车票。比如一个来自沈阳的学生拿回沈阳的车票与另一个来自广州的学生交换去广州的车票，到了广州或沈阳以后再以同样方法交换另一城市的车票，这样他们就可继续串联下去。反正那时候乘车只查车票不核对身份的。就这样，据说到了一九六八年还有学生在全国各地串联。有的人就此跑遍了全国。后来我还见到一个串联学生写的文章，说一九六八年后他们全部上山下乡，当时有内蒙、黑龙江、云南等几个地方可供选择，他就凭在串联时亲眼见到的情况，选择了条件相对好的地方。
大串联时期全国有几千万学生在全国各地免费旅游，这是一笔十分庞大的支出。我至今未见中共公布这笔经费的数字。不过这不是我现在想要说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有的学生免费旅游了好多地方，非但分文未花自己的钱，串联回来口袋里还多了好多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整个串联的时间前后有好几个月，有些学生出去跑了一转回来，知道凭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外出，不但不要车费、食宿费，还可向接待站借钱、借棉大衣等。因此再次出去串连时就有意识地多带了几个填了假名的学生证，或空白的学校证明、红卫兵组织的证明。这在当时是很容易弄到的。到了外地，他们就用假的证明向接待站借钱。虽然一个接待站借的钱不多，只有几元人民币，但借多几个地方，也会有一、二十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横财。我家邻居中有一个小子，正在读初中，就是串连回来还多了钱的人，也算是人小鬼大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份材料，里边引用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说大串联结束后，由各省市转来上海学生外出串联所借粮款的单据，共计粮票五百万斤，现金四百余万元。截至一九七一年年底， 因查无此人无法追讨的单据，合计粮票九十余万斤，现金七十余万元。算下来，这查无此人的人数也非常庞大，估计至少也要有好几万人。一个上海有几万人，全国还不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破四旧、抄家时，社会上就风传有些红卫兵把抄家得来的金银珠宝中饱私囊，后来这些传闻得到证实。所以青少年也不简单哪！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或者是最好的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