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 iPhone 发布了，全球用户讨论的焦点是 eSIM 与 Apple Intelligence。而在中国市场，人们拿到的依旧是阉割版。消费者付出同样的代价，却得到一个被人为削弱的产品。有人说这只是消费体验的差异，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制度的宣告：你不可以自由通信，你不可以自由对比，你不可以自由接触世界。
有人喜欢拿当年的 WiFi 来做类比。但 WiFi 的迟滞与今天的情形根本不同。当年政府力推 WAPI 标准，至少还能归入技术路线之争。虽荒唐，却还能解释为一种产业竞争。今天的 eSIM 呢？没有竞争标准，没有研发障碍，却依旧拒绝开放。原因并不在技术，而在监管者的恐惧：恐惧用户能够直接选择海外运营商，恐惧一个难以控制的入口。于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用不了。
人工智能领域的做法更能揭示这一逻辑。ChatGPT 出现后，全世界都把它视为新的时代入口。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AI 是新的产业机遇，是未来的战略制高点。但结果却是：禁止公民使用，禁止开放平台进入，甚至把 iPhone 上的 Apple Intelligence 整体阉割。国内虽有 DeepSeek 之类的替代品，但无论在技术能力还是信息开放程度上，都与全球潮流相距甚远。所谓拥有 AI，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安慰。真正触及自由的信息渠道与思维方式的部分，已经被预先清理。
这种逻辑，并不是偶发的，而是贯穿全局的。防火长城就是最大的象征。它不仅阻断了社交与娱乐，更切断了学术与技术的基本命脉。Google Scholar 是全球学术研究最核心的工具，中国研究者却无法正常使用。没有它，文献回顾与前沿追踪只能通过狭窄而迟缓的渠道完成，学术研究天然落后半拍。GitHub 是全球开源协作的中心，现代软件开发几乎无法绕开它，而中国的开发者却常常被不稳定的访问折磨。一个科研与技术共同体，如果与这些平台脱节，就等于主动放弃了与世界同步的可能性。
星链的被禁止，则是另一种极端形式。它能够提供独立于传统电信体系的全球互联，本可以让偏远地区获得平等的接入机会。但在中国，它被定义为安全风险。所谓风险，不过是一个：它绕过了现有的控制体系。于是宁可让社会在信息鸿沟中停滞，也要阻断任何可能的自由入口。
通讯软件的普遍封禁，使这种断裂进一步加深。WhatsApp、Telegram、Line、Messenger……这些在国际社会已成日常的工具，在中国都无法使用。结果不仅是个人之间沟通的困难，更是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的直接损害。许多企业不得不依赖笨拙的替代方案，在效率与信任中不断丧失竞争力。政府口口声声要扩大开放，但连最基本的沟通渠道都被掐断，这种自相矛盾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封闭。
尤为讽刺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危机积累，人口锐减，产业升级失败。在这样的困境中，本应把握 AI 时代的机遇，作为挽救经济的最后筹码。连政府自己都承认，这是新的时代。然而它的实际选择，却是在废墟上加筑高墙，在危机中叠加封锁。
这让人想起清朝。那个自以为天朝上国的王朝，错过了工业革命，直到西方的炮舰轰开国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一个时代。今天的共产党，与之有何区别？清朝的闭关，是愚昧与自满；今天的封锁，却是清醒而主动。他们知道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却宁愿让十四亿人缺席。他们害怕的不是技术落后，而是自由本身。
买残缺的设备，算小事；用残缺的网络，算小事。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正在被困在铁屋子里。信息被剪裁，沟通被断裂，思想被压缩。社会正在失去比较的机会，正在失去与世界同步的可能。清朝错过了蒸汽机，被人用机关枪追逐。等今天错过 AI，等待的，又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