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正在上中学,暑假中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的组图组字的准备训练工作。正值文革期间,我父亲正在被关押,我其实没有资格参加这类政治活动。但那 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北京市内的各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纷纷迁往外地或下放五七干校。中学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整个69届中学毕业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少机关大院的整座宿舍楼都是空的。找数十万出身红五类的人参加国庆广场组图组字似乎不太容易。于是我们这些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叫回学校。
那时还没有复课闹革命,红卫兵打砸抢没有完全结束,学校秩序混乱,教学大楼的所有窗户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毫不夸张), 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开批斗会,和泥脱坯烧砖头,挖防空洞备战,根本不上文化课。不存在影响学习的问题。
国庆准备活动从8月中旬开始,出身好的学生参加首都民兵师,要抗真刀真枪通过天安门,出身不好的学生参加广场组图组字。每人发两大朵直径40公分不同颜色的纸花,按信号旗的指示,选择颜色,将纸花举过头顶。至于组成了什么图,或组成了什么字,我完全不知。训练的难度在前涌,即长安街上游行结束后,广场数十万群众以正步走向天安门城楼前,接受老人家和林副主席检阅。当时挺激动,数十万人以整齐的正步涌向天安门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八九月份的北京还是十分炎热,每天头顶烈日,在工宣队和军宣队指导下练习踢正步直到国庆节前。我们9月30日下午3点在学校集合,没有服装要求,自带干粮和水,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国庆活动是10月1日上午10时开始,我们需要在广场上等16,7个小时。当夜天气特别,十分寒冷,我们着夏装,不停地在原地做各种运动,使身体产生热量,搞得很疲惫。凌晨5点上边传下话来,说总理正在城楼上检查工作,鼓舞我们士气。好不容易等到10月1日上午10点,老人家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东方红乐曲响起,当时又疲惫又激动,我们学校排在第一位的一个男生晕倒,一头栽在地上。我们完成组图组字,游行结束时前涌,这时没人记得要走正步,全都乱 了拥挤着往前跑,一个半月顶着烈日白练了。涌到天安门城楼前,仍然看不清主席的面孔,只能见到轮廓,比别人高大的人是老人家,旁边穿军装瘦弱的是副统帅。就算是见着了。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就和昨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