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闺蜜聊天时听她说起最近学做蛋饺，当说到「几次蛋皮破相不成功的原因是蛋液里面没有放淀粉」时，我反驳道：「蛋液里从不放佐料才是经典。」为了这一点两个人各持己见。这个话题也令我进入怀旧模式，想念起小时候大家庭生活的老屋时光。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虽说蛋饺这个菜从小吃到大，但是那年头的蛋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上桌，平日里基本吃不到，动手做蛋饺也成了年夜饭前的一项家庭任务。
记得很小的时候跟着外公，外公做一下午的蛋饺，我就安静地守在旁边看一下午。看外公坐在煤炉前的小木凳上，手持长柄圆铁勺放在炉子上，炉火不能太旺，待烧热后用木筷子夹起一块猪肥肉在勺子里转一圈，发出滋滋声响的同时猪油遍布了勺面。
接着用陶瓷调羹舀起满满的一匙蛋液倒入铁勺，手腕利索地转动，将勺子顺时针或逆时针转上两圈，勺里便形成了一张均匀又厚质的圆形蛋皮。夹起肉馅放在蛋皮上，然后再把圆形蛋皮沿着直径折起来包住肉馅，用筷子在边上轻轻按压几下，半圆形月亮般的蛋饺就成型了。
外公总是那么耐心，话很少，但是他会用原汁原味的上海话对我说上一句「慢一慢二做，总归做得好的」，会边做边对我说，要在蛋皮没有完全烧干前放入肉糜，否则折起来后会粘不住。
我虽小，但也会有模有样地打下手，用不太熟练的左手持筷，拨弄着把肉糜弄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当外公把肉糜放上蛋皮的时候，好像这只小小的蛋饺能做成也有我的功劳。偶尔也会有破了的蛋皮，外公就会取出生肉，索性将蛋皮两面都煎熟，让身边的我吃掉，那一刻嘴里的蛋皮热乎乎的，幼小的心也是热乎乎的。
上世纪八〇年代中，表哥表姐们我们这一代陆续长大，每年的寒假里，下棋、打牌、做游戏，样样热闹，也揽下了年夜饭前做蛋饺这件事。通常是在午饭后，把三、四只炉子从灶头间搬出，放在老屋的大天井里，每个炉边是一只方凳子，上面放着肉糜馅和打好鸡蛋液的两只大碗，一只空的大碟子是用来摊放做好的热蛋饺，还有一只放肥肉块的小碗。
做蛋饺是个时间活，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总能七手八脚地把每一家的一大碗蛋液都做完，整个下午，阳光照射在东西两边屋顶上一排排整齐的瓦片上，南北客堂的大门也都敞开着，天井居于其中，虽是室外，却在洒满阳光与过年的气氛中，让我们一丁点儿也不觉得冷。
大年夜那天，客堂里的八仙桌上要摆上「圆台面」。圆台面是一张木制的大桌面，平时不用的时候，可以将台面朝里对折叠成半圆形存放。当时的上海并不是每家都有圆台面，记得弄堂里有人家如果遇到重要的家宴，还会来我们大家庭借着用一回。
年夜饭的最后一道菜，一定是热气腾腾的大砂锅搬上桌。砂锅里面的肉圆、鱼圆、花菇、大虾、蹄筋、粉丝等炖熟后，吊出了汤的鲜味，无比好吃，特别是最上面井然有序摆放着的蛋饺，金黄饱满，鲜香可口。
我喜欢吃蛋饺，围炉而制作蛋饺的情形，是冬季里温暖的回忆；年夜饭桌上登场的大砂锅全家福，是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儿时记忆，那种日子远比成年后满桌高档菜肴的饭局来得开心。
后来老屋没有了，但是逢年过节亦或平日，蛋饺总是会出现在父母家的饭桌上；再后来，做蛋饺的习惯延续到了旧金山的家里。晚年九十高龄的父亲还会经常站在开着小火的煤气灶前，在不粘锅上做蛋饺，静静地做，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仿佛是在守候着一份故乡的情怀。每当这时候，我会想起外公的那一句：「慢一慢二做，总归做得好的」，时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
「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从童年到成年，从上海到美国，做蛋饺、吃蛋饺的那些往事总是令人难忘。
话说回与闺蜜讨论的这次通话，闺蜜经常说我太认真，事实上她是杂志编辑，也是一个字里行间校真的主。好在我俩一笑之后，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其实蛋液里加不加淀粉不重要，制做的乐趣、愉快的经历、美好的回忆，才是我们生活有滋有味的来源。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