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
老在异乡，怀旧当作补品
曾经，有位出版社编辑对我说，“你生活在德国又认识不少老人，写一部二战时期德国老兵的故事呢吧。”他提出建议是因为看了我的二篇文章，说这样的故事有市场，可我是凭兴趣行事的，写过两个之后兴趣走了，故事里的老二位是平日频繁接触的，他们的情感行为无论巨细我尽收眼底，因而活生生的，换作写他人不免要走形式，我恐怕难以胜任。当时正值二战结束60周年，一晃又变成80周年，故事里的人早就不在了，但战争从未停止。所以……
第三帝国的老兵们
现今德国年过80的老头们，有谁没在二战时当过兵呢，情形有点像文革时期，哪个学生没下过乡呢，大家统统地被送到农村或者兵团，街上很少见青年学生。那时我出门常被人问，怎么没去广阔天地？告诉人家我有病去不了时，总换来蔑视的白眼，潜台词就是我贪图安逸，逃避接受革命锻炼的机会。我从小就是书虫子，那两年在家闲着，更是看书无数，尤其喜爱外国文学，对政治经济哲学什么的兴趣不大。70年代初，国家翻译了不少外国政治家传记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内部刊物发行,我一下子上了政治历史瘾，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当我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时，竟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一口气把四册书看完，难道是我那时就有了预感，知道自己十多年后要生活在德国，会认识众多的帝国士兵吗？
布里先生
德国老头里，我最熟的是布里先生，老头是大学里退休的教授，年纪比我爸还大两岁，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他们老俩口，他们就变成了我的“老头和老太太”，老头老太太没有孩子，我曾和他们像一家人似地住在一起，形影不离。我爱问，问呀问呀的，把他们的身世问得一清二楚，当问到二次大战时，我不加修饰单刀直入：“你杀过人吗？”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
“怎么可能！仗打了好几年，你又去过东欧，难道你没放过一枪，别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真的没有打死过人，比如当时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什么的？”
我不信老头的话，脑子里浮现出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镜头，不依不饶地循循善诱着。
“我真的没有杀过人，我当时是通讯兵，总和指挥部在一起，没有机会和人真刀真枪对阵。”老头很认真地解释。
“难道从你入伍到战争结束，就从未与人交过战，一直是做报务员吗？”我中了邪似的死缠不放。
然后，老头就给我讲了一个第三帝国士兵的故事。
大胆违纪，发配东欧
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当年的老头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物理，他原本是打算学法律的，他的父母不同意，说德国纳粹当权，根本无法可讲，不如躲开政治做学问的好。战争初期，战事还不紧张，希特勒占着上风，大学生们还被允许继续读书，尤其在考试期间，可以借此推迟服兵役的时间，到了1941年，老头不得已当了兵，那年他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别以为在那个疯狂年代没有明白人，老头的父母就非常厌恶战争，厌恶希特勒，只是不能公开表示而已。慑于淫威，反抗肯定是死路一条，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沉默不语，袖手以待，老头分析说，当时真正的纳粹占30%，而反纳粹人士占据15%，其他均是随大流的。我无法判定他的说法是否精确，但有一点我敢断言，就是随大流的永远占大部分，因为是大部分，因此显得声势浩大，所谓的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件事是否合理，不看本质看数量，量大了遮天盖地，有没有理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老头是大学生，没有被派去做一般的连队士兵，先是在波茨坦受了一段新兵训练，然后通过一次测验，他做了电讯收发员，被分配到柏林德军指挥部工作，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他告诉我，在考核打字时，他竭尽全力写得飞快，拔了头筹，因为他知道电讯收发是最理想的工作，不直接进入血肉横飞的战场，而是跟着发号施令的指挥部，相对而言要安全得多，是啊，战争这玩意儿，正义与否，死伤的大都是小小的士卒。
老头是个非常聪明有才智的人，上小学时就头角展露，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学校看他出类拔萃，还允许他跳了级，如此人才屈就在司令部抄抄写写，让他觉得十分无聊。在电讯传递中，他凭感觉意识到，电波的另一头，纽伦堡方面的电讯员是位年轻的姑娘，就开始利用军中的电讯设备，给远在几百公里外的虚幻女孩，写起不是情书却也不亚于情书的信来了。老头不是学文的，也几乎不看什么小说，可天生一副好文笔，幽默而又有情趣，迷住了纽伦堡那边的女孩，两人在二战时期德军不同的指挥部，利用工作之便，一来一往地通起电邮来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他：
“你怎么就能断定那边的电讯员真是个年轻姑娘呢？”
“我有经验啊！一看发过来的电讯就知道是个女孩，而且还很漂亮呢！”老头自以为是地宣称，得意地用手指理着银白色的头发，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他的脸上添了一片光彩。
可惜，好景不长，两人的罗曼缔克电讯东窗事发，纽伦堡方面的女孩是如何被处置的不得而知，老头则又被遣送到波茨坦军营待命，准备一有需要，就派往有战事的前线，作为对他的惩罚。上等兵雷曼是连队里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职业兵，他比老头大几岁，已在军中服役多年。雷曼有着深色的卷发，深色的眼睛和宏亮的声音，每天清晨，他负责集合连队，然后向前大步出列行举手礼：“报告连长，××连队全部到齐，听候指令！”
雷曼和老头一样，都是柏林人，他当兵当够了！希特勒那时正日在中天，闪电般地攻下了华沙，占领了法国，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雷曼幻想，他不久就可以解甲归田，完成高中课程，通过毕业考试后去读大学，他大睁着栗色的眼睛，对老头说起他的愿望：“我想学化学，或者生物，要不就作一名兽医，反正是不再当兵了！你已经是大学生了，可不可以帮我补习一下高中数学？”
就这样，金发的受罚士兵老头，和生着栗色眼睛的上等兵雷曼，训练之余在波茨坦军营开了数学补习班，两个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年轻人，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勤奋，而他们的未来却是风雨飘摇，生死不定。几个月后，雷曼对老头透露：“上面有指令，前线要人了，你留不住啦，我准备把你的名字报上去，到塞尔维亚，那儿比苏联情况好，危险会小一些，你是个聪明小伙子，愿上帝保佑你！”
1941年底，老头揣着调令，先坐火车只身来到维也纳，然后再转车去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他说，要是没有雷曼，他肯定横尸斯大林格勒的旷野，无声无息地化为泥土，而为他祝福的上等兵雷曼，从此再没有了联系，不知他是否有幸作了兽医，还是魂散疆场、黄土没顶？唉，人来到世上实在是场恶梦！
丽丽·玛莲
塞尔维亚那时已经被德军占领，而贝尔格莱德 (Belgradsender) 的电台更是德军的重要领域，电台每天的新闻节目，在北非的战场都可以收到，是二战时期德军极为了得的喉舌。老头是学物理的，即使被罚送到前线，干的仍旧是技术兵种，他被派到电台的新闻部，负责监视新闻部的电话中心。梅尔琳和克蒂是在电话中心工作的两名塞籍女士，都讲着一口流利的德文。年轻的克蒂是塞尔维亚的德裔，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代人，尽管如此，当德军占领了塞国后，她立刻骄傲地以占领者为荣，一心一意地为第三帝国效力。梅尔琳则是秘密地下反抗人士，身在曹营心在汗，为铁托游击队做秘密工作，梅尔琳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她的丈夫是俄国的公爵，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塞国。前俄国公爵的命运实在叫人不敢恭维，先是叫布尔什维克扫地出门到塞尔维亚，在那里好不容易安了家落了户，偏偏希特勒又及时赶来了，生不逢辰几个字，对他来说再确切不过了。
老头那会儿二十出头，正值人生最强盛之时，每天早上起床吃过早餐，就囚在新闻部的电话室，监视着是否有人利用电话做有损于帝国的事情，对他来说，实在是无聊单调、荒诞、无趣，为此，他开始向梅尔琳学习塞尔维亚语。后来，梅尔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女同事莲卡，老头就像影子似地跟美丽的莲卡练起塞语来了，他把塞语的“我爱你”说得花落泪、鸟惊心般地缠绵感人，美丽而有性格的莲卡被他深深地、痴痴地迷惑住了。
“吹牛不上税！莲卡哪里是爱上了你，她是借你的关系为反抗组织搜集情报的！”我经验十足地给老头泼着冷水。
美丽的莲卡
“我们是真心地相爱，莲卡和我同岁，都正是享受爱情的年纪，虽然战争残酷，可爱情却没有国籍！再说我早就知道莲卡和铁托的反抗组织有关，她做律师的哥哥就是铁托的游击队员，而她的父亲，名义上是政治家，其实是英国间谍，莲卡也知道我是反对纳粹的。”
老头说完停顿下来，像刚睡醒的孩子似的，用手指揉着眼睛，然后两手互相摩擦着，那弹指一挥的刹那间，滑回了六十多年。
莲卡在电台音乐部工作，老头常去那里串门，帮莲卡挑选准备播放的唱片，音乐部里的唱片资料非常丰富，在无数张唱片中，他对一个叫Lale Andersen的德国女歌手很感兴趣，因为女歌手和他的母亲是同乡，都是来自布来梅港市。Lale Andersen当时并不是很有名气的歌手，不知是谁从无数张唱片中选出了她灌的一首歌——《丽丽·玛莲》，在贝尔格莱德电台之声播放，那是一首悲伤的歌曲，讲的是一个士兵未战死之前，总是和他深爱的丽丽·玛莲在营区门外的路灯下见面，直到他有一天不再能出现，歌中Andersen用她那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地唱道：
营区的大门前有一盏街灯，
街灯下站着她，
我们本该道别再见
在这灯下，我们本该道别再见
像从前一样，丽丽·玛莲，像……
我们俩的身影合二为一，
因为我们彼此爱得挚深，
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所有的人都一目了然
当我们在街灯下时，
像从前一样，丽丽·玛莲 ……
哨兵呼唤着，熄灯号已经吹响，
同伴们，我就来啦，不会因迟到坐三天禁闭，
让我们说再见吧，
可我多么想跟你走啊，
和你在一起，丽丽·玛莲，和你在一起……
它熟悉你的脚步，你优美的体态，
它整个晚上不停地燃，我，早被它忘却多时
并将要遭受到不幸之难，
当我们站在街灯下
和你一起，丽丽·玛莲……
在那沉寂的空间，土地的深处，
如同梦中一般，你充满爱意的唇将我托出，
当雾散去时，
我将要与你站在街灯下，
像从前一样，丽丽·玛莲……
《丽丽·玛莲》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Leip先生创作的。二战时的贝尔格莱德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后，反响很大，这是电台工作人员事先没有料到的，分布在各个战场的德国官兵，纷纷来信再次点播这首歌，而且要求重播的信没完没了，以至于这首歌竟成了新闻部的固定节目。每天晚上十点是新闻节目，差一刻十点时，新闻节目就开始为德军读问候信，信是从德国本土寄来的，有父母问候儿子的，有妻子问候丈夫的，有情人的问候，有学生的问候……这样的问候信电台每天都能收到几百封，信读到差三分十点，就开始播放《丽丽·玛莲》了。德军贝尔格莱德电台的《丽丽·玛莲》节目，不仅在德军内反响巨大，就连在战场上与德军奋战的英军、法军……也皆是如此，如果双方当时正在打炮，都会在快十点时停下来，敌友双方都要去听《丽丽·玛莲》。
听着老头的婉婉诉说，我的眼睛模糊了，从古至今多少次战争，无数名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被迫拿起武器互相残杀，说什么正义，讲什么公道，为皇帝也罢，为别的什么也好，说白了不过都是些你多我少之争！在人类历史不断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多少传统习俗被改变或自行消亡，唯有战争这一游戏，无论如何也玩不腻不说，还不断地升级创新，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孙子兵法》，被黄眼蓝眼们研究运用得淋漓尽致，滚瓜烂熟，无论是血肉横飞的战场，还是杀机四伏的商场，都鬼鬼祟祟地釜底抽薪、瞒天过海、以仇报恩，借刀为了杀人，后退为了灭敌，和亲是计，美人是计，连一走了事也还是计！人啊，实在是一种无法怜悯的生灵！难怪丽丽·玛莲孤独地立在街灯下，她是在哀叹人生的坎坷与无奈，而那无数名生死无定的沙场男儿，之所以为《丽丽·玛莲》动情，同样也是在哀叹命运的不公与残酷。歌手Lale Andersen因《丽丽·玛莲》名声大噪，战后歌曲还被拍成电影，在德国恐怕无人不晓。1943年，老头在调离贝尔格来德时，利用工作之便，把《丽丽·玛莲》那张唱片偷偷地转移到自己的背包里，想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母亲，我对老头认真地说：“都是因为你偷走了这张唱片！要不二战本有可能早一天结束的！”
老头一脸惶惑。
“你想，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士兵们听多了就会更厌战，厌战到一定程度后，一起内哄，不等盟军来轰炸，就自己把希特勒解决了，那样岂不更好！可你偏偏把它偷走啦！”
“是啊，纳粹2号头目戈林当时也意识到这个危险，他不喜欢这首歌，认为它过于伤感，会消磨士气，我当时只是拿走了同样唱片中的一张，我离开后，《丽丽·玛莲》仍旧天天播送，你可以看看《丽丽·玛莲》这部电影，会对那时的事有更多的了解。”
县官不如现管
老头的工作是监督电话，他说很无聊，所以他总是跑来跑去地给别人帮忙，譬如挑选问候信一事，就是他毛遂自荐揽的差事。负责选信的人懒得一封封地阅读，总是东一把西一把地抓出来，抓着谁的算谁的，老头则一封封地读，捡出50封上好感人的交给播音员，播音员再从中选出30封，在新闻报道前播出去。1942年圣诞节，播音员偷偷把老头叫到一边小声嘀咕：“你管电话，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圣诞夜时帮我接条线给家里？”
“没问题，我试试看！”老头仗义地一口答应，他开始张罗了。
“哈罗！幕尼黑吗？我是贝尔格莱德电台新闻部，我们需要一条通柏林的线，在圣诞夜几点到几点，半个小时时间，如果您能为我们办到的话，我会为您播出十封慰问信，只要您把信寄来。”
同样的话老头又对柏林的军事电话台重复了一遍，他知道，虽然是军线，可接线生们大都是普通的女人，而不是军人，在那时，谁家没有当兵的，谁又不希望自家的人在前线能听到自家的消息呢，老头精明过人看准了商机，顺利地做成了这笔交易。他告诉我，如此卖力其实也是为自己，圣诞夜那天线接好了，他先抢占着，要通了自己的父母，向远在千里之外、做梦也未想到能在圣诞夜听到儿子声音的父母，激动万分地衷心祝愿，等他说够了，才把电话交到早已等得不耐烦的新闻播音员手上。
其实利用工作之便做私事的上上下下大有人在。有一次，不知是德军哪部分的将军阁下，要通了柏林的电话，老头好奇将军会讲些什么，就监听了将军的电话，结果将军是在和家里人通话，说的全是家常事，老头心里不平衡了，他严厉地插线进来说：“报告将军，军用电话不允许谈私事！”然后就把线拔断了。
“你就不怕将军拿你问罪？”
“不可能！首先他自己心中有鬼，再说接通柏林要经过好几个电话台，他哪里会知道是谁中间插了一杠子。”
监听电话是老头的本职工作，他听来听去的竟听到地下反抗组织的头上。那次有人和台里的人通话，内容是有关为游击队送物资的情况，说有两辆卡车已经上路，请游击队注意接收，听到此老头立刻拿起话筒穿插进来：“你们说话要小心！德军里也有懂塞尔维亚语的人！”
这下乱了套啦，地下组织不知道德军已经掌握了多少有关的情报，不知道是否应该马上让在台里工作的地下党员撤离，而那二辆已经上路的卡车该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把反抗组织的头都搞大了。他们找来莲卡，要求她去探听消息，因为莲卡的男朋友是德军士兵，又在电台工作，两人正处于热恋时期，难免会泄露点什么。当莲卡知道是老头所为时，大松了一口气，她告诉地下反抗组织：“没问题！是布里听见了，没有危险！”
“你看，莲卡谈到你时，不说“布里，自己人！”而说“没有危险”，这里面的区别大了，她就是为了探听德军情报才假装和你交朋友的！”
我又大煞风景地旧话重提，老太太坐在一旁开心地笑着，那时候她只有十二三岁，在德国中部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读书，老头不理会我的胡说八道，继续往下说：“当时幸亏是叫我给听见了，否则真的麻烦大了！瞧，跟你爸一样，我年轻时就向着共产党！你们的毛主席我一向佩服，资本主义没有前途！”
“那好说！先把你的房子、汽车拿来充公，然后叫我爸介绍你入党！”
我拍着胸脯承诺。
“国家社会主义者”
在塞尔维亚期间，老头曾被派去修筑新线，地点在离贝尔格莱德约50公里处，三十名塞尔维亚人被派来做劳工，为此还给老头发了一支冲锋枪以防万一，三十比一，万一闹起暴动，对老头来说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按说是挺危险，可我一点没有当回事，我和那三十名工人关系好着呢，我说塞语，而且说得相当不错，没人把我当德国纳粹看待。有一次，我在工地上睡觉，醒来后忘了自己把枪放哪里了，急得我站在工地大叫：“快来帮我找枪啊！谁找到了我放他两天假！”如果他们想结果我的话，不是易如反掌吗？”
新电话线架好后，由于号码有限，他必须在沿线地区找当地人借号码，老头说，那是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情，他敲开老百姓家的门，硬着头皮对人解释，是啊，德国鬼子需要号码，即使不愿意，谁敢不给呢！
“Das war sehr unangenehm！（真是不舒服）”老头叹着气说。
老头还给我讲了一段他当时为三十名工人争待遇的插曲，他在出发架线前，先去找了当时的邮政局长，要求发给工人干活用的靴子，局长大声喝斥着：“您以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劳工，您还要为他们争福利！难道您是共产党吗？”
老头气得铁灰色的眼睛中迸出了金星，他扯着嗓子吼了回去：“我们德国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把三十双靴子要到手了。
“那邮政局长的耳朵还在吗？”我阴阳怪气地问。
老布里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反应过来我指的是什么，布里家脾气暴躁遗传，吃软不吃硬，他爸爸在一次大战时，不知何事挨了长官的骂后，居然扑过去一口咬住了长官的耳朵，为此被关了起来。老头的脾气和他爸相比不分上下，之所以放了邮政局长的耳朵一马，是为自己跑到人家的土地上作威作福而惭愧，所以吼完后就带人领靴子去了。我一本正经地为他分析说，他自诩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举止无意中也为自己上了道保险，否则的话，三十名塞尔维亚人想算计他，还不是小菜一碟吗？老头完成了架线任务后不久，被调回德国本土去培训，结束了和莲卡一年多的恋情，爱情诚可贵，命令价更高，他是一个棋子，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美丽的莲卡伏在他的怀里悲伤地叹息，是真情还是利用都不重要了，老头要走了，他就是用流利的塞语再说上千万遍“我爱你”都没有意义啦。这段因为战争而来的爱情，又因战争而去，她来是上天对你的垂青，她去是上天对你的怜悯，你所能做的，只是沿着铺满荆棘的路，赤着双脚走下去而已。莲卡抚弄着布里军装上衣的金属扣，轻声地问：“你说，咱们还有机会见面吗？”
“你说，我能活过这场战争吗？”布里也轻声地回问。
德累斯顿的毁灭
和莲卡分手固然伤感，可老头对能够离开塞尔维亚回到德国本土，仍旧感到无限欣慰，当然，这话是他后来总结出来的。试想，如果他一直在塞尔维亚呆下去，战争的形势越来越险恶，谁能保证不会被派去扫荡一个村庄，枪杀当地的反抗力量，当人处在你不杀我我杀你，或者面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设想了一下，除了把自己一枪打死了事，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1944年7月20日，德军内反纳粹力量策划谋杀希特勒，军官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把炸弹装在公文包里，打算送希特勒上西天，结果谋杀未遂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反纳粹的秘密组织也遭到破获，死的死，抓的抓，被一网打尽，实在是非常可惜。要是那次政变把希特勒解决了，早点结束可恶的战争，德国本土或许也不会被盟军炸得一塌糊涂，多少历史悠久的文化均毁于一旦，多少平民百姓丢了性命，中国讲究株连九族，延伸到国际大家庭就是株连全国，希特勒纳粹腥鱼一条，连带之下，毁了德国一锅汤，好像闹禽流感，一只鸡打喷嚏，全场的鸡都跟着上刑场，你若是生于乱世，就只能认命了，没有什么理可以讲。德国反纳粹的秘密团体未被清除前，据说曾做过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很清楚德国早晚要被打败，所以打算尽力保住正在从军的知识分子，以便战败后，在重建德国时发挥作用。老头就是在1944年德军正需要兵力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被要求退伍，被授权参加高频的研究，脱下军装后，他被指定去一个形式上属于西门子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工作。
实验室设在离柏林15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实验小组里有十名科研工作者，重点从事雷达的研究，由于战争形势一天天恶化，实验室又迁到了巴伐利亚，1945年4月初，实验室派老头去柏林取材料，领导对他说：“现在的局势你也清楚，结局随时都会发生，你家在柏林，如果出了事，可以留在家中，所以派你去柏林。”
当老头来到柏林时，整个城市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人们纷纷举家外逃，火车站里人满为患，柏林总部很惊讶，在这种时候还会有人关心什么材料问题。他们给了老头材料后，又给了他一搭空白介绍信：“您要是还真想回去，就把这些都带上，想上哪儿就填哪儿，悉听尊便吧。”
形势如此糟糕，老头不想回巴伐利亚了，他不放心自己的父母，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那时已经有六十来岁，还患有心脏病。
“你疯了，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纳粹灭亡前一定要做垂死挣扎，如果你在柏林，很可能再一次被征兵，那你不是找死呢吗！你必须立刻离开柏林，回到巴伐利亚去！”他的父亲强硬地下着命令，那时的柏林已经听得见远方轰鸣的炮声了。
4月19日，老头被迫乘火车离开柏林，火车站里人山人海，所有的车厢都统统满员，我想象就如同文革时期的大串联，红卫兵们把车厢里凡是能利用的地方全都占据了，连行李架上都睡着人。老头若没有公务证明，他是搭不上火车的，人太多了，好不容易上了车，刚开出柏林50公里，偏偏就是他坐的那节车厢出了故障，没办法，只好和一车厢的人立在站台上，等下一班车，可是每班车都是满满当当，只有开往柏林方向的火车上，乘客空空如也。老头本来就不想离开柏林，见状干脆搭上开往柏林的车，又回到了父母家。这一次，老头的父亲动了肝火，他挥舞着手杖大喊大叫，就差去把儿子的耳朵咬下来，无奈之下，第二天老头再一次离开柏林，搭上了开往布拉格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开到德累斯顿郊区时，停下不走了，铁路被盟军的轰炸破坏，前面的线路中断了，要想继续搭乘火车，要到德累斯顿的中心火车站去，老头徒步向市区走去，那是老头终生难忘的一次步行。
德累斯顿，德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古城，在1945年2月13、14日两天内，被盟军的空军夷为平地，市区内几万座建筑变成废墟，许多闻名古建筑随之一起毁灭，一时间，火光冲天，狼烟四起，炸弹呼啸，横尸遍地，世界末日来临也不过如此！十几万人在两天三次共几小时的轰炸中丧失了生命，而希特勒却仍然活在德国的什么地方。后来，人们谴责那次轰炸行为是违反人道的恐怖主义行动，那又如何呢！你敢保证这样的行为会因此消亡吗？从古到今战争就从未停止过，只要战争存在，违反人道的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会消失，人们美其名曰什么“人道”，孰不知，人自己就是世间最大的魔头，根本无“道”可讲！
老头的心被震撼了！他曾经几次来过德累斯顿，他的爷爷奶奶活着时就住在那里，德累斯顿是他的祖籍，而眼前浩劫过后的城市，如同侥幸从地狱中逃脱，已是体无完肤，气息奄奄。
“幸亏当时尸体已经被清除，否则更是惨不忍睹。”老头眼光发直，倒吸了口凉气轻声说道。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旧事重提时，他的心灵仍旧颤栗。
盟军救了老头一命
老头返回巴伐利亚的路程很不容易，他断断续续乘火车一路前行，没有火车时就搭顺路的便车，路上他结识了一位家住慕尼黑的年轻的姑娘，二人结伴同行。那时的交通极为混乱，人们匆匆如漏网之鱼，丢了魂儿似地奔波在大路小路上。有一次他们搭上了一部拉炮的军车，逃难的人们把车上可以坐人的地方全部坐满，甚至连炮筒上也坐着人，那人因行车时的颠簸被甩了下来，头撞到地面，脚被炮架挂住，当人们发现时，他早以气绝，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哎！惨不忍睹！”老头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地对我说。更让他惨不忍睹的是路上遇到的一队纳粹集中营里的犯人，随着德军的撤退，正被押解到什么其他的地方。
“他们被折磨得没有人形，只剩一副骨架，一张人皮，见到路边的青草就立刻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吞吃，无论看押的士兵怎样殴打，他们仍然像没有疼痛知觉似的，只是不停地拔下草塞进嘴里，有些被看管的士兵当场开枪打死……”
“停住！停住！不要再说！我不要听！！！”我大叫着打断老头的话，站起身跑开了，把他一个人独自抛在残酷的回忆里。我恨人类本性中的残忍，这种残忍有时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是血肉之躯的人，却会在虐待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享受，人之初，性本善，不过是句三字经而已，其实人的本性到底为何物，恐怕谁也说不请。
那时离德国投降不过只有十来天的时间，而在这十来天里，党卫军的行动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们到处追踪搜查，见到年轻的男人立刻抓走，只要是逃兵大都立刻就地正法，以一诫百。一天老头正奔波在路上，只见后面开来数辆车队，肥肥胖胖的纳粹头目戈林，也正在逃亡当中，所不同的是，没有人把他捉住吊死，反而为他的军车开道，戈林坐在他黑色的大轿车里，飞快地驶过为他让路的人们。不过，任他逃的再快，也还是不得不坐到纽伦堡的审判席上，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
老头在前往巴伐利亚的路上，一直和那位幕尼黑的姑娘同路，虽说一路上艰难险阻的，可适龄男女青年凑到一起，倒也有它的乐趣，有一次他们在一小客栈投宿时，突然闯进了党卫军，要不是因为有那位幕尼黑的姑娘帮忙掩护，老头差点被当成逃兵就地正法。在他们到了现在的德国与捷克的边境地区时，老头再一次险些丢了性命，那段里程真有些九死一生的味道。他们当时走得筋疲力尽的，见到路上有家小饭馆，进去要了杯啤酒歇歇脚，啤酒喝了还不到半杯，党卫军闯了进来，那时德国老百姓中几乎没有什么年轻的男人，年轻人都被拉去当兵了，像老头这样的年纪却穿着便装，不是逃兵也是逃兵！所以党卫军一进门就先冲着他来了。老头出示了他的证件，镇定自若地回答了党卫军的问题，以为会和上次一样，只要证件没有问题他也不会出问题。哪里料到，这次遇到的党卫军十分古怪刁钻，他们的眼光在老头和证件之间晃来晃去，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即使不是逃兵也不像良民，不由分说，把老头带走，押到党卫军部去了，慕尼黑的姑娘惊恐得说不出话来，她觉得布里没希望了，党卫军会把人活着放出来吗？
在押送的路上，老头觉得不妙了，他想到总部为了他的方便给他的那迭空白介绍信，要是叫党卫军检查出来，他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一个年轻的男人，不是士兵不算，居然带着那么多空白信，不是间谍才怪呢！而那时德国已经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可能要通总部的电话来核实他的身份，他的结局要么作为逃兵正法，要么当作间谍枪毙，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死路难逃了！他的脑子全速运转着，想算出个救命之计，既然左右不过都是死，不如豁出来拼一下，他急中生智，愣是挤出一个主意。到了军部，还未等别人来审问他，他先发制人地大吼起来：“谁是你们的头儿，我要立刻见他，叫他马上接通某某空军基地司令，找某某将军讲话！”
军部里的人愣住了，闹不清他的来头有多大，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就不怕人家真的打电话去问！”我止不住地担心。
“那时候的电讯已限于瘫痪，他们不可能立刻接通电话，更重要的是，我所提到的空军基地及空军司令的名字都是确有其事，鬼知道我是怎么得到这条信息的，再说除此之外我别无良策，只好凭运气啦。”
就在党卫军军官犹豫之时，门外突然闯进报信的士兵：“美国人来了！离我们只有一公里！”
党卫军部里立刻炸了窝，所有的人都跑掉了，只留下还处在紧张状态中的老头，和他那装着空白信的箱子，他简直不敢相信，一分钟前他还站在死亡的边缘，而一分钟后却突然成了自由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老话在德国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当他重又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小饭馆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慕尼黑姑娘扑了过去，语无伦次地亲吻着他的面颊，老头得意极了，大英雄似的，带着美人继续上路。
上尉“想伟大” (Hauptmann Gernegross)
老头和姑娘终于千难万险地来到了慕尼黑，那是在四月的最后两天。姑娘家是有钱人，家里开着百货公司，父母见到女儿喜出望外，紧紧搂在怀里不肯撒手。当女儿把老头介绍给他们，并解释说，一路上若不是由于老头相助，她恐怕都回不了家！姑娘的父母立刻放下女儿，感激不尽地把老头紧紧拥抱了一阵，大家平静下来后，才忙着放水让他们洗澡、更衣，他们两人真的是有些臭哄哄的了。当大家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坐在餐桌前时，雪白的餐巾，闪亮的刀叉，杯子里映着烛光起着泡的香槟酒，老头感觉好像从恶梦中醒来，一路上的腥风血雨都随之而去，战争似乎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他胃口大开地狼吞虎咽。饭后，姑娘的父亲递上自己的雪茄，殷勤地为老头点燃，吞云吐雾中，向他们讲述了两天前在慕尼黑发生的一件大事情。
当时驻扎在慕尼黑的德军里，有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尉军官，而他却偏偏有着一个不平常的名字——“想伟大”，一个稀有的、听起来不像名字的名字。想伟大看到了德国战败的下场，他不愿再为希特勒卖力，想尽早结束战争，就和有同样想法的军人策动了一次兵变。上尉想伟大带人冲进并占领了慕尼黑电台，他在广播中向全市一遍又一遍地宣告：“我是德军上尉想伟大，我要告诉大家，盟军已经来到，德国投降了，请德军放下武器不要再抵抗啦！”上尉想伟大的先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我不清楚，可上尉却真正做了一件名副其实的伟大事情！可惜上尉发动的兵变没有成功，党卫军得信后，立即组织进攻，重又夺回了电台要地，想伟大和他的士兵们被正在倾倒中的第三帝国的碎砖烂瓦掩埋了。
“如果上尉想伟大叫一个别的名字，那次兵变或许真的能成功！”老头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奇怪地问他道理何在？
“听了他的广播后，许多人可能都不相信，认为只是一个想出名的人开了个一鸣惊人的玩笑，所以没有轻举妄动地去响应，实在是很可惜。”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那时候人们的回忆？”我问。
“是我自己的分析，但我觉得很有逻辑性，十分可信。”老头一本正经地说。
不管如何，想伟大确实伟大了一回，他的生命虽然短促，却结束得十分勇敢，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偶然。
老头在姑娘家好吃好喝好待遇的住了两天，然后就又上路了，他工作的实验室就在离慕尼黑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机场旁边。那天傍晚时分，他回到住地，走过机场时突然有人对他大喊：“什么人，不许动！”接着就是拉枪栓的声音。
“是我，布里！”老头急忙回答。
“上帝啊！是你回来啦！幸亏没开枪！”
黑暗中冒出几条人影，把老头围住，原来都是他实验室的同事。
“你们怎么跑到机场来了？出了什么事情？”老头大惑不解地问道。
“嗨，别提啦！我们在广播里收听到上尉想伟大的演讲后，高兴得跳舞、唱歌，喝酒、放炮的疯了一般大庆特庆，哪里知道德军并没有投降，空喜了一场，因怕党卫军来收拾我们，所以埋伏在机场的瞭望台观察动静。”
一个星期后，德国真的投降了，美军来了，一场漫长的恶梦结束了。刚刚到了巴伐利亚不久的布里又开始想办法回到北方去。那时若没有美军发放的通行证件是寸步难行的，人们必须先在一个特定的机构领取一张介绍信，再到美军检查处盖上章认可后，才被允许上路，每天在办公室门前领通行证的人们排成一条条长龙，还不知是否就可以得到。从来都是满脑子鬼主意的布里，眼珠子一动生出一计，他找到实验室所在小镇的镇长，对他先行了个纳粹礼，因为他知道那镇长是个铁杆儿纳粹，镇长当时吓得魂都散了，要是叫美军看见了，岂不撞到了枪口上！然后镇长就按老头的意思给他开了盖着小镇政府章的证明，算是暗中帮助“纳粹同党”。老头告诉我，他曾见过美军发的证明，觉得章的样子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所以他冒险一试，拿小镇的章冒充特定机构的章，结果又让他蒙着了，美军是外国人，德文水平有限，大概齐瞭上一眼就盖上了自己的章，1945年5月，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离开了巴伐利亚后，老头没有直接回到柏林，而是去了鲁尔区他姨妈家，柏林那时是苏军的天下，当时的人们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怕陷在苏联的控制中，老头的父母让他暂时留在姨妈家。盟军来了以后，德国人都蜂拥着开始学习英文，在姨妈家闲得无聊的布里就跑去教英文，由于报名学英文的人很多，他一个月教下来，竟也能挣到几千马克，虽然他的英文水平不过半瓶醋而已，一直教到圣诞节他的父亲从柏林来接他回家为止。
“你是在发国难财啊，半年下来就是一万多块钱，不是一笔小数啊！”
“你哪里知道，那时的德国有多困难，什么也买不到吃不到，黑市上的东西都是天价，我那一点钱算个什么啊。”
战争结束后，布里继续他的学业，后来在大学里做了教授，他生活的条件很丰裕，却过得很节俭，像德国所有他这个岁数的老人一样，尤其对食品，从不随意糟蹋。他动不动就对我吹嘘：“这双鞋我已经穿了二十年了，这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这个皮包我已经用了三十年啦，跟着我走遍半个世界！”更有甚者，有一次我回北京，他非要我带上一个他当年破旧不堪的小皮箱，还找了一个很有逻辑的理由，说箱子破烂不遭贼惦记，气得我哭笑不得，我告诉他，如此破烂的箱子世界机场少见，安检人员立刻就会生疑，扣住我和箱子，然后我就不再叫毛栗子啦！
“那你叫什么？”老头好奇地问。
“想伟大！”
老头活到99走了，战争年代他算很幸运的，相比之下，我先生的父亲和哥哥要惨烈得多啦。
老太太和老头
“就这样，金发的受罚士兵老头，和生着栗色眼睛的上等兵雷曼，训练之余在波茨坦军营开了数学补习班，两个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年轻人，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勤奋，而他们的未来却是风雨飘摇，生死不定。几个月后，雷曼对老头透露：“上面有指令，前线要人了，你留不住啦，我准备把你的名字报上去，到塞尔维亚，那儿比苏联情况好，危险会小一些，你是个聪明小伙子，愿上帝保佑你！”
”如果双方当时正在打炮，都会在快十点时停下来，敌友双方都要去听《丽丽·玛莲》。“
赞好文，这篇纪实散文不仅记录，还巧妙融入调侃、质疑和幽默，让叙述生动又富有个人风格。老布里的爱情、偶然的日常，以及《丽丽·玛莲》的点缀，都让故事如电影般展开。可以拍电影，成剧本！：）
以前听南央讲过：她在德国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村里老丢自行车，都知道是那几个波兰人做的。他们把偷来的车卖回波兰，可村里人从不揭发他们。房东太太还经常把糖放门前，任由他们的孩子拿取。她问房东太太为什么。房东太太说我们这个民族太对不起他们了。
记得当时我一个朋友说：日耳曼民族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