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爱的救赎

我出生在中国某大山深处的小山村，民风浮躁。多数人未曾走出去看过世界，却因当地曾作为文革备战备荒时期的一个据点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而颇有井底之蛙之态。殊不知，那一点点可怜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是用对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而换来的。对当地随之而来的影响，是教育的失败以及年轻人的空虚淫乱。我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

我想要改变这一切，不是为了我的家乡，因为我无力改变；不是为了我的家人，因为我无力说服他们。我的骄傲使我想要改变的只是我自己：要当教授，作科学家，去影响哪怕几个人。怀揣着这么简单而宏大的梦想，本科毕业后，走进了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读研究生。很幸运地，我成为了本人所在的科研团队第一个真正跨国跨文化的学子。在梦想的趋使下，连续五年，节假日不休，昼夜不休地疯狂工作；盲目地追逐着一个个泡影。哪怕就是在母亲英年受癌症折磨早逝时，也没有能放下科研较多地回去陪她。

之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自责但又自我封闭的历史时期。我不愿去触碰那已经紧闭的心，只是疯狂地科研，为着“教授”这个别人贴上的标签痴迷着。就这么痛苦地走着走着，日子并不快乐，却也看到了日后的希望：能为我和女朋友安置一个稳定的家。

突然，三年前的某一天，科研上的巨大失败，让我五年的科研工作，化为乌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无以言表。我看到了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深深地恶意。我想要改变这一切，却无力改变。

我想逃。我想逃到北欧的一个小国家，东山再起。结果失败了，无路可走。怎么办？终于，我鼓起勇气向我行业的偶像发起了挑战。我何不去多伦多，挑战我研究的领域中全球最难的方向，跟上全球近70年来最伟大的导师呢？

人在绝望时，看不到自己的渺小。而幸运的是，多伦多的这位教授也很乐意地伸出了橄榄枝。在2013年7月8日，正是同学们快放假的时候，我收到邀请；到2013年9月8日，同学们刚刚开学的时候，我就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入境加拿大了。就这样，我在中国“凭空消失”了。消失前，没有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于2013年9月6日和我女朋友把结婚证给领了，这为我妻子的两次到多伦多共一年奠定了基础。

在多伦多，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流放状态，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2013年中秋为了吃一块免费月饼而首次进入我人生中的第一所教会：华人福音堂。我是一个“能吃”的人。在华人福音堂结识了一帮去吃饭的朋友，其中的一些朋友介绍给我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契ISM，告诉我那里每周二都会有免费的晚饭。所以自从我知道ISM后，因为免费的晚餐而没有一次缺席。我在那里可以随意地吃饭，吃完饭参加英语学习，顺便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享受别人无法回答带给我的快乐。

主是幽默的。我在ISM学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爱你的仇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想过这个故事。更从来没有想过两年后，第三次学到它的时候，我会去带领这次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就在第一次学习时，当我们讨论小组问这个故事的教导是否正常时，我的回答是：“正常啊。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艰苦的。”诚然，生活是艰苦的，但不愿用爱去改变艰苦的生活却是可悲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故事是主对我的极大的恩典和爱。更没有想在“爱你的仇敌”上做一点点努力。因为我要两年后以一种“大牛”的姿态荣归故里，去毕业，去掩盖我屈辱的历史。所以，我拼命地科研，同时在做两个方向。那么，纵使全世界真的都是我的仇敌又如何呢？

上帝知道我需要的是爱，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知道如何去爱，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知道如何去救赎，因为上帝是爱。而我对这一切，却一点点也不知道。从小，我就是一个爱问问题的人。母亲对我的评价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就“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句话，我都能问出几十个为什么来。因此，上帝给了我一个ISM，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地去问问题、自由地去思考而没有压迫的地方。

从小在农村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让我坚信灵界是存在的。所以，从我到ISM的第二次起，我就展开了一个漫长的思考过程，一直在思考“上帝到底是谁”。这一想就是一年。但这一年想出了些什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在思考到一定阶段时，David Pawson，这个儒雅的老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在网上对他进行了一次大的清查，了解了他的来龙去脉和贡献。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把他关于《圣经》66卷书的讲解全部看完了。而这个过程，不光回答了“上帝到底是谁”的问题，也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是谁。

与此同时，我的科研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我的科研方向是一个着重于基础建模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能够构建出一个完美的模型。更不知道如何在此基础上控制它。而就在这时，ISM的学习读到了《创世记》。我被前三章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这个故事，看来完全是个神话，但这本书的作者居然敢把它放在全书之始。而这本书存世三千多年，阅者无数，居然无人能反驳。由此看来，本书的作者，必然不一般。抱着这种态度，进入了又一个漫长但又不可逆转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的科研和《创世记》相互印证。最终发现，我用数学语言写的100多页的科研手稿，其中的思想，无一能超出《创世记》关于六天创造的架构。我折服了。现在不光知道了“上帝到底是谁”，而且还承认了“上帝到底做了什么”。这是我认为我信仰的开端，但我还没有信。

在我做另外一个方向的同时，进入了为期一个月的瓶颈期。模型是完美的，思路是清晰的，但就是结果一直找不到。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笑，但我在思考时是笑不出来的。

就在我要绝望时，突然，我猛然发现，我为系统赋予了一点点“自由意志”。而就是这一点点“自由意志”，让我构建的系统变得推卸责任，无比慵懒。我的控制算法不是一个怜悯的算法。在系统变懒的时候，控制算法就把它全部毁灭掉了。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上帝到底做了什么”还远远不够，我一定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以及“上帝怎么做”。上帝难道不是在用他极大的怜悯，一次次地给我们这些推卸责任、无比慵懒的人类机会，留下一个种子，留下一道光，留下一道门，留下一条窄路在救赎我们吗？这救赎是给全人类的，但如何能成为我的呢？这时，我睿智的精神导师，给了我两个概念：“闭环系统”和“开环系统”。这又开始了我的一个漫长的思考时期。这次的思考是基于《圣经》的。我逐渐地看到了主耶稣是如何一步步打开人的心，打破民族的界限，打破人心中的界限，去救赎全人类的。我的心，也逐渐地融化，慢慢地成了一个“开环系统”，并逐渐地接受“上帝为我做了什么”。

在2014年11月12日我们查经学习的时候，我看到了异像：一个满脸慈爱的老父亲，站在旷野里，轻声地对我说“欢迎回家，孩子”。那天我做了决志祷告。但我并不知道决志的意义是什么。从此，又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去认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在2015年7月的某一天，我在看英文版的《约翰福音》电影时，耶稣一次次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让我这个“思考者”生平第一次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主耶稣这话就是对我说的。他就是为我的罪而死的。我知道，我可以受洗了。在2015年9月6日，我领结婚证两周年的日子，我和我的妻子在长老会受洗。四周之后，于2015年10月3日，我们举行了我们唯一的一次婚礼。

上帝对每个人的救赎，虽然极其复杂，但它一定属于一个更大的救赎计划。而这个救赎计划开始于创世以先。但我们不明白，有时也不需要明白。因为我们不需要知道“上帝到底是谁”，只需要知道“上帝为我做了什么”和“上帝是怎么为我做的”就够了。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

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未曾走出自己的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多人只是在一种酱缸文化中苟且地活着，却鲜有人反思改变。我想要改变这一切，不是改变我的家乡，因为我无力改变；不是改变我的家人，因为我无力说服他们。我想要改变这一切，却不是通过我自己。因为上帝做事有定时，一切只需单单地仰望到他的手里！（王威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