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一百年过去了，但1919年不仅对于全世界，而且对于中国也是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经过5个多月的激烈争执、讨价还价和谈判，《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而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与德国另外签订了和约。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并且得到全国工人以及商业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支持抗议巴黎和会关于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而割山东权利于日本的决议，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进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1919年3月2日，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并于3月4日宣布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同年7月25日，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当时苏俄在中国的特权以及在华一切利益。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公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的规约。 

1919年还发生了一件几乎被人忘却了的历史事件，也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提及，即当时的外蒙古自治政府于11月17日取消自治，请求回归中国版图。

  蒙古与中国曾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中国从唐代开始，在蒙古置府设州，实行直接有效的管辖。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经过70年的南进西征，于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打败南宋后期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并且自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至清朝晚期，由于腐朽堕落的满清朝廷的逐渐衰败以及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外强入侵中国。沙俄先后占去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不仅如此，还接着将魔爪伸向中亚大陆内这块地广人稀的蒙古大草原。

  1840年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大清帝国仍然闭关锁国，拒绝对外开放，拒绝真正改革，最终导至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1 爆发的武昌起义，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虽然可以此作为其独立的借口，当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项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却没有参与这一进程。当时北方处心积虑、虎视眈眈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分化、瓦解、经营，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就在同年1911年7月，外蒙古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率团出访俄国，并得到俄国军事支援。辛亥革命后，清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库伦宣布独立，拥立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建立“大蒙古国”政府。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

 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支字未提，激起中国政府的反对。袁世凯政府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认，屈从沙俄的胁迫，于1913年11月5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5条和《中俄声明另件》4条。沙俄虽表面上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政府承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和外蒙古的“自治”，并不得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等，实际承认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共有22条，其内容实质上是对《中俄声明》、《声明另件》的确認和具体化。《中俄蒙协约》是中国北洋政府同沙俄签订的有关外蒙古的不平等条约。它将沙俄在外蒙获得的权益具体化，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从协约第二条“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和第六条“中国、俄国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可以看出外蒙古的“自治”，实际上是俄国殖民统治的代名词。中国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并以宗主权为条件，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外蒙领土权已由主权变为空有虚名的宗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沙俄国内一片混乱，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废弃所有各种特别权力，及俄商在中国地面上占有之一切租借地。苏俄虽然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但是由于俄国当时国内的内乱，对外蒙不能有实质上的控制。外蒙古的许多曾主张自治的王公们，也在观望要废弃所有在华特权的苏俄，是否能继续支持蒙古自治，但不幸的是，早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日本却乘虚而入，旨在取代俄国在外蒙的一切权力。 日本驻蒙武官松井中佐勾引白俄谢米诺夫及蒙匪陞阿来颠覆外蒙，要成立亲日的＂大蒙古国＂，这也是日本早己梦寐以求的事。

 

当时的世界时局和俄国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领土问题再次摆在了中国面前。如何依靠自己贫弱有限的力量，从外国列强的魔掌下夺回这片领土呢？这是当时中国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从一战爆发开始，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如何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使收复外蒙成功的关键人物和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字又铮、自号则林，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属安徽省）官桥镇醴泉村人，本是秀才出身，实际他身兼文武，文采武略，凡事精细，且大处着墨，早年被段祺瑞派往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七步兵科。回国后任段祺瑞第一军总参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树铮为段祺瑞起草《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与第二电《乞共和第二电》，迫使宣统皇帝退位。

自1912年，徐树铮先后任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等职。1914年5月，徐树铮任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1915年袁世凯称帝，徐树铮力劝段祺瑞抵制帝制，遭到袁世凯的罢免。关于徐树铮的许多轶事，不在此赘述。

 

1918年秋天，段祺瑞令徐树铮在其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于10月成立了一 个西北边防筹备处，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徐树铮则于同年10月12日设西北边防筹备处筹备新队，遂即派员到河南淮阳、商水、西华、上蔡、新郑、舞阳、禹县、洗邱等处及安徽涡阳、蒙城、太和、凤台、寿、毫等县招募新兵，不声不响地招募了四个混成旅。  这就是最早的西北军，第一旅旅长宋邦翰，第二旅旅长宋子扬，第三旅旅长褚其祥，第四旅旅长张鼎勋。各旅中下级干部除了陆军第六师调用外，多选用保定军校五、六期毕业生。一般干部素质较为优秀，在徐树铮严格督训下，部队日有进歩。后来又于1919年2月，成立了一个补充混成旅，以李如璋为旅长，李原是徐总部的参谋长。

 

徐树铮对外蒙问题有着自己的全盘考虑和准备，基于当时外蒙古以及政府政治局势的紧张和混乱，徐树铮于1919月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提交国务院審批，内容共10条，概括为＂颁名义＂、＂制权限＂、＂铺铁路＂、＂设公路＂、＂重垦牧＂、＂採矿产＂、＂通商运＂、＂宜兵备＂、＂布教化＂、＂易礼俗＂，是针对治蒙的一整套计划。他强调：为解决外蒙问题，政府须选择能人，“委以专责，假以便宜”；须颁布名义，明令特派西北筹边使；须制定权限；为实施以上事项，须先筹巨款。为筹巨款，须发行公债，并在外蒙开设银行，发行钞票。这一万言计划，是徐树铮精心的擬定。大纲的前言部分是这样写的：

 

“查西北一带，东自车臣汗，西至阿而泰，北至俄界，南至察缓，绵亘千馀万方里，地面辽阔，悉属蒙旗游牧之区，居民稀少，诸业未兴，且地主之名与权，属国属人，亦未分明制定。故在任事之人，非坚抱开创之志，忍艰耐劳，刚柔互用，难期有济。在政府为事择人，亦非委以专责，假以便宜，终必劳而无获。况值国币耗虚，一切资力均待平空筹集；稍缓须?，又虑为鹰虏所吞噬。此谋国者所由蚤夜徬徨袂急起者也。惟同此五味，而烹调之法，人异其术。树铮所言之办法有当与否，不敢必人以共济，而默为審察，固觉此事不办则已，办则所举者，皆不容不视为要图者矣。”

 

大纲于1919年6月10日国务院阁议通过＂照办＂。6月13日政府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二十四日又任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也在议会通过后于7月18日以大总统令公布。

官制公布后，徐树铮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顺承王府设立了“西北筹边使公署”，下设参议室、参谋处、参事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电务处。此外，还为军政人员开办了蒙文班、俄文班、德文班、英文班等。除此之外，因为徐树铮认为“不以教养救中国则已，欲以教养救中国，舍尊经外，别无他术。”，所以还开设了经义课由徐树铮亲自讲授。

1919年7月25日，也就是西北筹边使的官制总统令，公布刚刚一周，苏维埃俄国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外蒙谈判关于“撤治”的问题，从袁世凯起就没间断过，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撒治”问题之所以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以及外蒙古对中国所持的徘徊与观望，是由于日本、俄国的外来压力、诱惑、和对蒙古内部事务的从中捣鬼，同时也是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的落后与衰弱。徐树铮对若干边疆事物的问题，日、俄对蒙古的阴谋企图可谓了如指掌，深知要实现外蒙＂撤治＂，实力和资金最为重要。袁世凯1916年83天的“皇帝梦”破滅，于6月病死后，留下的北洋军团也分崩离析，中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若不是对德宣战组建“参战军”，哪里有资金购买先进武器；若不是年前“督办参战事务处”下的“西北边防筹备处" 招募了四个混成旅，就沒有西北军和西北边防军。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政局瞬息万变，新任代总理靳云鹏不会像前任总理段祺瑞那样了解和支持外蒙“撤治”问题的解决，徐树铮虽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但毕竟已经不是过去实际掌管军权、有权调动政府军队的陆军次长。而国外势力随时有可能加强和恢复对中国外蒙的控制和军事威胁。

 

因此在决定入蒙前，徐树铮召集各级军官、参议就时局从军事上，政治上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做了慎重、细致和充分的准备，然后命令准备入蒙的西北边防军三旅褚其祥部队由宣化乘火车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下车步行到多伦，目的是让部队接受一下寒冷地带的训练，并计划从多仑乘卡车进入库仑。出发前，徐树铮亲自去宣化府检阅部队，检查军械，并对入蒙部队官兵进行了训话，要求入蒙全体人员“处事以静，处己以诚”。

由多仑到库仑有一千多公里，沿途土路多是黄沙，大队行军，人员超载，加上新的武器装备以及所需携带的大量贵重礼品，车队常常陷入沙窝。徐树铮再三叮咛以保证沙漠行车的绝对安全和部队的阵容与严整。

 

当时日本武官松井中佐在库仑设有办事处，并驻有部队。而外蒙对此等闲视之，无能为力。当徐树铮的部队到达距库仑七十公里处的叨林时，徐树铮便吩咐厅长王蔭泰接通与松井中佐的电话 (王蔭泰曾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日本话非常流利)，然后接过电话，用日语直接正告松井中佐，日本驻军库仑即无条约依据，也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是违反国际公法，现在西北边防部队马上进驻库仑，请松井中佐在三小时之内，将其部队全部武器送缴中国政府驻库仑办事处，否则与边防部队进入库仑时发生冲突，其责任完全由日本方面负责。松井中佐本想拖延，但自知理亏，听到除树铮的语言斩钉截铁，又不知会来多少军队，只好不得不在时间限定内，把武器送缴到中国驻库仑办事处。这一举动使蒙古官员和民众看到了西北边防军的果断与声势，也使蒙古的亲日派由此畏缩，为“撤治”问题的解决，扫除了一定障礙。

 

前方日军武器被“解除”后，车队才继续前行直奔库伦。看着兵车缓缓而行，徐树铮不禁思绪万千，想到大局堪危，国内政争方兴未已，以及国人对外蒙“撒治”回归之宿愿及期望，今日可谓重任在身，路途艰难。徐氏本是倚马可待之人，提笔立就，以《叼林骚发》作了一题：

 

衝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揽辔仇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氈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部队经过七天的征途开始进入库仑，库伦西郊红城营房是前清袁世凱派人兴建的,规模很大，可驻五个师的兵力。而徐树铮率领的部队，除去沿途驻军外，计划开进库仑的军队只有褚其祥第三旅。为了使蒙、俄、日弄不清西北军到底开来了多少人马，徐树铮效仿孔明减兵增灶， 在部队到达前，即规定进入库仑每一个连的官兵住入容纳一个团的营房，并对外严加戒备，严保密部队人数。即便是购买物品也要分区，分时段，分不同人选。因此蒙人听到绵延不绝的车辆进城，以为红城营房住满了西北边防军队，估计数以万计。而实际部队人数不过数千名。

 

10月29日徐树铮到库伦，下榻库仑东部图拉河畔的钦差馆。他首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提前到达的部队官员、都护副使、中国银行行长以及商会会长。随后外蒙王公喇嘛也相继前来会晤，相互呈献哈达，彬彬有礼。徐树铮原想借11月1日活佛生日，拜访哲布尊丹巴，而活佛以“女佛病”为理由谢绝，徐则以生日供佛糖果食品馈赠，以示诚敬之意。几天商洽妥善后，徐树铮便率旅长褚其祥、参议、和参谋等人前往河套依山面水，景色幽静的斋宫参见活佛、互献哈达。

 

       11月6日，徐树铮会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2日晚，活佛派人请宴，徐树铮“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于是，活佛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来请。巴特玛是位有地位的喇嘛，七十多岁，秃头，看上去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仅和巴特玛交谈了寥寥几句话，眼光敏锐的徐树铮便判定他为外蒙“撤治”的关键人，因此要“结之以信，感之以情”，爭取巴特玛。为显军威，徐树铮邀请巴特玛观看西北边防军操练，“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士兵放假规划，苦乐与共，俾知军心之固。”

11月13日，巴特玛“迭次面晤活佛”后却说，“佛仍推宕不应，托词非待会议，即声言外交有关。”称活佛对“撤治”问题的决定不是托词要等待会议，就是借口与外交有关。此时候徐树铮便有理有节地回答：“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 在向巴特玛分析了各种利害关系之后，他对巴特玛说：“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实际上是限期以巴特玛为首的喇嘛24小时之内给予答复，否则要将活沸解到北京。

11月14日，巴持玛匆匆来见，告诉徐树铮：“佛感悟，遂允撤治”。并说由巴特玛和徐树铮交换商定的条件，包括活佛恳求保畄的一些事情，可以向北京政府呈送。

 

11月14日至15日是双方约定的正式谈判日，第一天谈判，活佛、喇嘛、和王公们对新的＂撤治＂善后八条例框架，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众多代表没有意见，但巴特玛仍然顽固。

 

于是，11月14日晚徐树铮、旅长褚其祥以及参事警卫几人专门前往巴特玛寓所商议撒治条件，会谈进行了几个小时。徐树铮言之有物，提出若干具体可行方案，并主张一些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等。而巴特玛想拖延时间，“狡展良久”，这时已到了深夜两三点钟。徐树铮其实早认定巴特玛是解决“撤治”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巴特玛可谓反＂撒治＂的中坚人物。徐树铮曾多次当着巴特玛，有意将问题归罪于活佛，甚至要将活佛“拿解入京”，实际上是要教育巴特玛改邪归正，不想令其有失体面。巴特玛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活佛为借口对“撒治”问题百般刁难。企图无限拖延是绝不能接受的，徐树铮至此便正告巴特玛：＂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尔后便发出限令：“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巴特玛）虽老，亦当随行。”

 

11月15日，巴特玛召集全体喇嘛王公，议定由活佛盖印后率众自请撤治，日内办妥。

 

徐树铮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北京政府电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多尔济招集王公喇嘛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签名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订，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需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谨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

 

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治＂的公文，正式交到了徐树铮手上。徐树铮即派专人送往北京总统府。

 

外蒙请求自治呈文的最后为:

 

“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 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 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愿。令云：

 

“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 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 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 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历时多年的谈判结束了。外蒙古自民国初年受帝俄指使自治，历经七年终于回归了祖国。

 

徐树铮于11月24日赶回北京，先向大总统做了报告,又去段祺瑞督办处汇报了交涉经过，並另电正在上海著书立说的孙中山先生,电陈外蒙回归情形。

 

12月26日国父孙中山回电：“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於旬日建此奇功，以仿古人，未知熟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幾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者也”。

 

1919年11月30日，国务院裁撤了＂库伦都护署＂。12月1日徐树铮授命督办事宜。第二天，明令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15日段祺瑞率军官百余人在故宫欢送徐赴蒙。16日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授二等勋，并派徐携七头狮子印代表政府册封活佛晢布尊丹巴。

 

12月27日徐树铮车抵库伦，这次的风光自然和前番大不相同，活佛率喇嘛、王公等恭迎郊外十多里远，进城百姓举旗欢迎，军民十分融洽。29日徐礼佛斋戒、沐浴三日，代表政府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并奉赠七头狮子印，大典庄严隆重。

 

在蒙期间，徐树铮开始依照西北筹边大纲着手治理外蒙，先解决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和蒙人不公平交易的问题，以争取蒙人的信心。接下来他以有限的经费筹办小学、中学、劝导蒙人入学。创办银行，铺设公路，引外资开矿，还奖励种植天津大白菜等。1920年春，蒙地缺水,苦旱无雨，徐筹使应民众要求，向龙王求雨，徐从不信此等民俗，但顺应民意，他依礼而行，三五日后，天降甘露，蒙民心大悦。

 

但人愿难随，1920年夏，风云突变，自冯国璋死后，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为了现实利益，有了新的冲突，一场大战即将到来，徐树铮被雪片般的电文从库伦召回北京，四个混成旅也归了陆军部调动。7月5日，段祺瑞令边防军紧急动员，9日皖系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段祺瑞，总参谋长徐树铮。直系 曹昆、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搭邦合伙。两大阵营，十几万人马，在中原排兵佈阵，並通电全国互相对斥，徐世昌大总统也束手无策。由于皖系战败，直系提出全国通辑名单，徐树铮为名单之首。徐树铮也因此作诗一首：

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也知音，

闭门大索喧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

白日歌沉燕巿筑，苍波梦引海舟琴，

云天不見缠緜意，敢负生平报国心。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领土版图不再是秋海棠图，其原由众说纷纭。但是徐树铮率兵不顾艰险，机智勇敢使外蒙取消自治、回归中国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不受外侵。一百年后的今天，追述这一历史事件，也是为了不忘列强因中国的贫弱及落后，侵占、瓜分中国领土和控制领土主权的历史，振奋英勇卫国精神，努力继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