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从某种角度讲其实是一种生活里的奢侈品,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生存空间要足够大,只有人与人之间能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之后,那才能谈得上有余地隐藏自己的秘密。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观意识的缺乏或者客观条件的不允许,真没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条件享受隐私,甚至很多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字,更没有人真正关心它是不是自己生活里应该存在的一种权力。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从生命到思想好像都理所当然的应该属于国家和组织,无论你自己是否心甘情愿,反正你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然后装进一个档案袋里跟随你一生。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们好像都认为自己就是集体中的一份子,自己的一切都没什么可隐藏的必要。所以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模糊到甚至可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这一点从邻里之间相互“坦诚”的程度就可见一斑。
白小姐在小学毕业之前一直住在筒子楼里,一座楼三层高,四个单元,七十二户人家。虽然不能说在整座楼里,每家都能把每家了解得明明白白,但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十八户人家还是互相知根知底的。除了表面那些人尽皆知的家庭信息外,各家的经济状况,七大姑八大姨的往来,孩子的考试成绩,老人的顽疾旧症,夫妻间的争吵,婆媳间的矛盾。。。无论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不夸张的说,谁家晚上炒鸡蛋用了几根葱,好像大家都能搞得清清楚楚。
白小姐年纪小,对楼上楼下的那些不共用厨房和厕所的邻居并不关心,她只跟两家最亲,一家跟她们家共用一间厨房,另一家跟她们家共用一间厕所。
跟白小姐家共用厨房的邻居男户主姓张,是学院后勤处的干事,主管学校食堂,校医院,幼儿园等等附属单位的后勤保障工作,白小姐叫他志耀叔叔。志耀叔叔是二婚,他在河北沧州有一个儿子,那是他与前妻生的。那个儿子早已成年,并娶妻生子,每年他只在春节的时候来北京看望父亲,并在志耀叔叔家里住上几天。志耀叔叔当时的妻子是头婚,之所以嫁给二婚的男人是因为她的父亲去世的早,所以结婚要带着老母亲。另外,她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曾有轻微的精神问题,所以耗成了“老姑娘”,不得已才在中间人的介绍和撮合下,嫁给了大自己十岁的志耀,白小姐叫她雯姨。志耀叔叔和雯姨的结合虽然谈不上温馨浪漫,但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朴实且深厚,最重要的是他们俩生的女儿不仅貌美如花,而且冰雪聪明。不过雯姨在坐月子的时候曾光着脚在雪地里跑,据说那是她老毛病又犯了。
莹莹姐姐是志耀叔叔和雯姨的女儿,她比白小姐大整整十岁,也是在附小上的小学。不过白小姐上小学的时候,莹莹姐姐早就毕业多年了,白小姐只在学校的宣传布告栏里看到过莹莹姐姐毕业时代表毕业生上台发言的照片。自白小姐从幼儿园毕业回到家里住,就基本上没怎么见过莹莹姐姐,因为她当时已经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白小姐只记得有一年的春节,莹莹姐姐带回来一个非常帅气的哥哥,那是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老公。为了欢迎这位帅哥,那年春节的年夜饭是楼道里几家邻居们一起吃的。在饭桌上,大家都饶有兴致的听莹莹姐姐讲述她大学的生活和见闻。白小姐听的懵懵懂懂的,除了她说的一件事以外什么都没记住。莹莹姐姐说:“黑人的体味太重了。” 原来整个大学期间,她都一直跟两个从非洲来北京留学的女生住同一间宿舍。这两位黑人姑娘有严重的狐臭,每天都把莹莹姐姐熏得难以入睡,尤其是夏天,她甚至都不敢回宿舍。为此她跟学校提了几次想换宿舍,但都被学校以不能伤害国际友人感情为名给驳回了。好在莹莹姐姐当时已经是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了,眼看不久就可以脱离“苦海”,否则她真不知道再住下去,自己会不会永久性的失去嗅觉。白小姐当时并不能真切的体会莹莹姐姐的痛苦,直到多年以后她自己在美国跟印度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才在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恶臭中突然想起了当年莹莹姐姐的话,同时也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嗅觉正在接受最严厉的考验。
志耀叔叔家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雯姨的妈妈,白小姐管她叫杨姥姥。杨姥姥是位小脚老太太,个子不高,齐耳的花白短发,一年三季都穿黑色粗布的对襟袄,冬天是棉袄,春秋是夹袄,只有夏天穿对襟罩衫。下身永远是勉裆裤,裤脚在脚脖子处扎起,露出一对巴掌大的小脚。据说那脚还是解放后放开了,否则应该更小,绝对不会超过10厘米。杨姥姥的小脚从不示人,无论夏天再热,她出门也是鞋袜整齐。但白小姐却看到过杨姥姥的赤足,大概是因为白小姐年龄太小,杨姥姥就没把她当个人儿看。
白小姐记得那是她小学二年级的暑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她天天在杨姥姥家睡午觉,而且还跟杨姥姥睡在一张大床上。杨姥姥每天只午睡一个小时,但她都会脱了袜子并解开裹脚布。中国有句俗语说: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对这句话白小姐不能认同,因为她亲自闻过杨姥姥的裹脚布,一点儿也不臭,但长是真长。那是一种类似纱布的白色棉布,被剪成巴掌宽的长条形,展开有近两米长,卷起来松松的像一个拳头。杨姥姥是怎么把这一卷白布裹在脚上,再穿上袜子并塞进小鞋里,白小姐不知道,她只知道杨姥姥的脚被窝成一个小“粽子”,大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全都被扣进脚底心,扭曲的不成样子。白小姐总是问杨姥姥走路疼不疼,杨姥姥说,刚裹小脚的头几年很疼,后来就没事了。
杨姥姥虽然脚小,但走路一点儿也不慢,不仅走路不慢,而且做事更是雷厉风行。她不识字,但却是大学家属院里街道办事处的主任,手底下带着十几个“兵”,都是家属老太太。这些大妈大婶每天都忙得脚不着地, 派出所查户口找她们,夫妻打架动了刀子找她们,小商小贩违规进入大院卖东西找她们,孩子在防空洞里捉迷藏出不来了找她们,老师们为冬储大白菜挖地窖起了纠纷找她们,自行车丢了找她们。。。十几个老太太就好像是整个家属区的一层防护网,任何大事小情只要是不需要上升到派出所层面的,都能被她们内部消化掉。当然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老太太们也喜欢张家长,李家短的传闲话,但杨姥姥从来不八卦任何人家的是非。
在白小姐眼里,杨姥姥不是一个很温和的老太太,虽然她时常夸白小姐有礼貌,也会在白小姐妈妈楱她屁股的时候及时出现制止,但白小姐仍然对杨姥姥从心底有一份敬畏。就像她不敢跟自己妈妈放肆一样,她也从来没跟杨姥姥过分亲昵过,哪怕是睡在同一张大床上,白小姐也是尽量放轻自己的呼吸,因为她怕老太太那不经意扫过来的眼神。
不怒自威的杨姥姥其实很少批评人,白小姐跟她做了12年的邻居,只记得她说过自己一次。那也是夏天,白小姐已经上六年级了。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她照例跟筒子楼里的女孩子们一起在楼前的甬道上做游戏。杨姥姥从她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她们三个人正在玩儿抬轿子。这个游戏是三个人先通过“手心手背”分两组,两人组的做轿夫。她们面对面站着,然后一只手抓住自己另一只手的手腕,另一只手抓住对面那个人的一只手腕。这样相互抓牢后,她们的四条胳膊和四只手就编成了一个“8”字形的麻花。另外那个人把两条腿分别跨进两个胳膊圈里,然后屁股坐在握在一起的四只手上,这样被两个人抬起来,来来回回走几圈,美其名曰:坐轿子。白小姐看到杨姥姥的时候,她正两条胳膊搂着另外两个女孩子的脖子,两条腿跨骑在两个女孩子的手上,美滋滋的被她们抬着颠来颠去的到处走呢。杨姥姥看到她们的时候,皱着眉头黑着脸叫她们停下来,然后把白小姐和另外一个女孩子拉到一边低声对她们俩说:女孩子大了,不能再玩儿这个游戏了,不检点。白小姐闻听此言很不开心,她既不满意杨姥姥过于严肃的态度,也不认同她的用词。“不检点?”为什么?她在心里嘀咕,却没敢问出声儿。
杨姥姥是在白小姐上高中的时候去世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她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自己离开家,一路走到护城河跳了下去。至于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老太太年纪大了,可能精神上出现了恍惚。白小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难过了好长时间,她一点一滴的回忆与杨姥姥做邻居时的那些日子,突然明白了老太太说的不检点的意思是女孩子大了,私处要格外保护,即便是同性也不能随便触碰了。
被杨姥姥一同批评的另外一个女孩子姓宋,小名儿蕾蕾,她比白小姐小一岁,是白小姐的发小,她们家是与白小姐家住得最近,关系最好,相互之间了解得”底儿掉“的另外一家邻居。白小姐从记事儿起就管蕾蕾的爸爸叫宋大大,可奇怪的是蕾蕾的爸爸并不是陕西人。宋大大是四川重庆人,他年轻的时候入伍参加了革命,跟着队伍进入了北京城。他参军前已经初中毕业,所以到了北京之后就退伍考进一所师范大专,毕业后就留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蕾蕾的妈妈也是上海人,但跟玲玲的妈妈不一样,她是最最典型的上海女人,白小姐叫她汪姨。汪姨和宋大大,一个是上海的娇小姐,一个是重庆的“耙耳朵”,他们俩是七十年代大学院校里不多见的浪漫情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