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下学期我们的专职体育老师是个男老师，也姓孙，是个退伍军人，个子很矮。三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直带我们到四年级结束。在知道他要教我们班时，我们问其它高年级的同学他是不是很厉害，我们所指的厉害就是他是不是很严厉，是不是打学生，就是体罚学生的意思，大家都说他一点而也不厉害。一开始他确实不厉害，但后来他就原形毕露，前文提到的体罚学生喝尿、嘴含粉笔跑步、剃头等都是他的杰作。但他也挺有爱心的，还心细地发现有的同学冬天没有穿棉鞋，前文我提到的在教室的火炉里放一块砖烧热后给同学暖脚，就是他的事迹。一开始，他教了我们很多政治语录。例如，“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还有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其实当时尽管字都认识了，读起来也很顺当了，但不明白这些语录是什么意思。我们觉得这个男孙老师跟二年级的女孙老师比差远了，我们都怀念在女孙老师班里的日子，那时候我得100分是常态，而且她用红墨水把100写的像印刷体，再在下面打两道红线，漂亮极了。后来逐渐适应了男孙老师的教学方式，我适应的最快，学习成绩就显得比其他同学好一点，但就很少得100分了，后来我有了一个怪癖，认为100分不好，我最喜欢的两个分数是96分和94分，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喜欢。那时他总是给我找竞争对手，鼓励别人而贬低我，在他担任我们班主任的两年期间先后扶持五个同学分别和我竞争，就像打擂台一样。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少有地考了个100分，当公布成绩的时候，我们全班一致反对评我100分，大家都认为是监考老师给我透露答案了。当时考试是由监考老师把试题写在黑板上，监考的王老师是我们年级另一个班的班主任，她特别喜欢我，监考期间不时地盯着我的试卷看，当我在琢磨一道数学题时，她就走到黑板前冲我比划这道题的题意，同学们就认为她是在告诉我答案，结果我的100分就变成了90分，由第一名变成并列第一名。他做班主任的这两年，我获得了整个学生生涯仅有的两次三好学生荣誉，但这个孙老师也给我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心理阴影，尽管现在看来对我这乐天派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
那是三年级暑假前，我们回家吃完午饭后要到学校午睡，同一个座位的两个学生一个躺在课桌上，一个躺在板凳上午休。我从来不午睡，中午就和几个也不午睡的男同学到甸子地里去抓鱼。甸子地是黑土地，类似于沼泽地，长有芦苇或蒲苇等水生的植物，还有水塘，水塘里有淡水鱼。我们往往是用铁锹挖些烂泥在水塘筑坝，把水塘分出一小部分，用水桶或者脸盆把水汲干来抓鱼，我们叫“涸鱼”，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游戏，并不单单是为了得到鱼，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那一天我们玩过时了，下午上课迟到了，关键是我们还带了一身的鱼腥味回到了教室。结果我们几个被他给“剃头” 了，这还不够，我们一行几人还被拉到教室外脱光上衣坐在地上，面朝太阳暴晒。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都晒蔫了，低下了头。当时两个别的班级的老师跑过来在旁边看热闹，结果他 “人来疯”，冲我们大喊：“低头干什么？把头抬起来”，随着这一声吼叫，就一脚踹到我们的前额，我们的脑袋就被踹得上扬了一下。确切地说，他应该是“蹬”而不是“踹”，当时他穿的是黑色塑料凉鞋，当年的塑料材质很硬，他用他的肮脏的鞋底直接蹬到我们的前额，我当时感觉眼前一黑，心里一沉，觉得我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瞬间产生了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还好这种感觉只是一扫而过。那时我总认为一个人的头是最至高无上的部位，而脚则是低到尘土的，如果用自己最低的脚去蹬踩别人的头，那是对别人的最大侮辱。以前女孙老师曾经撤掉我的班干部职位，甚至把我从少先队除名，我不再是红小兵了，我都不在乎，但这个孙老师用脚对我脑袋做蹬踏动作让我一直心里愤愤不平，随后好几年想起这件事我还不能释怀。
三四年级时我们早晨到校都很早，在冬天早晨6点天还没有亮我们就都上学了。我大嫂和二嫂一大早晨轮流起来给我做早饭，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教室没有电，我们需要点油灯或者蜡烛。油灯燃烧的是煤油，我们叫“火油”，商店里有卖，用专门卖煤油的小提桶从煤油缸里舀出来，满的是一斤，具体价格不记得了，但我感觉不是很贵。有的家长用一个带盖儿的小玻璃瓶给孩子制作简易煤油灯：在瓶盖的中央钻一小孔，用棉线捻成灯芯穿过小孔，瓶子里倒入半瓶满的煤油，将盖子拧紧即可。有的同学的煤油灯质量不好，冒出很多黑烟，结果他们自己的鼻孔都被烟熏得发黑。点蜡烛就有点奢侈，商店里卖两种蜡烛，白色的大蜡烛和红色的小蜡烛，大蜡烛大约一尺长，一般是家里点的，小蜡烛只有小手指那么粗，大约10厘米长，很多同学带红色小蜡烛到校。我也曾经带着两根小红蜡烛上学，我见孙老师黑灯瞎火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写些什么，我就点着我的两根蜡烛，一根送给了他，倾斜着蜡烛在他的桌角流下几滴蜡油，再把蜡烛立在蜡油上，蜡油凝固了蜡烛就不会倒。有一段时期我们大家还用蜡油绳子到校照明。前面文章里曾提到我们生产队买来废弃的安全网纺绳子搞副业，有有一段时间用的不是安全网而是大粗绳子，用蜡油浸泡过的，可能是为了防水加防腐吧。这些大粗蜡油绳子可拆成很多小股，我们就带这些小蜡油绳子到校点亮，右手持蜡油绳子，左手将书展开压在课桌上，大声朗读课文。
那时候学校有时资金短缺，就号召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事。我们班的黑板到了需要用墨汁刷的时候了，有的同学就给班级买来一瓶墨汁；我们教室的锁头坏了，就有人买来一把新锁；粉笔用没了，就又有人买一盒粉笔；我们教室的窗户漏风了，就有人用朔料给钉上。我们班的粉笔和锁头都是同一个同学买的，孙老师曾经把锁头放在粉笔盒上，在班级举起来向大家展示并对该同学提出表扬。这些好人好事往往都是那些平时看着不太着调的同学做的，他们更热心于公益事情，而那些学习较好的同学就显得有些自私。学雷锋做好事我很少参与，曾被老师们讥讽为寄生虫。
孙老师尽管个子矮，但当过兵，身体素质很好。他在当体育老师时，教过全校师生“防治脊柱弯曲操”，动作很难的一种新操，学校发现太难了就没有继续坚持这套体操。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以后，很多的体力活他自己就干了，不用我们同学帮忙。比如冬天教室烧煤取暖，我们需要给煤炭加一点粘性大的土再加水和成稀泥，再封盖在炉子上，这些都是孙老师在我们上自习课时他自己干的。教室用土坯盘火墙时，需要把土坯运进教室里，以前在二年级时，女孙老师是让我们排成一排，手递手地运送土坯进教室，现在土坯都是这个孙老师自己搬进来的。孙老师当老师是从教体育开始的，文化课教学业务能力七点较低，但进步也非常快。有一次我们班被选择代表我们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讲公开课，就是有很多外校老师也跟着听课，我明显感觉到他有些紧张，但没有出什么错。记得他在讲课时提问我们第几个选项是对的，他随机叫到一个男同学，该同学回答是“第两个”，孙老师纠正说，“答案是对的，但我们不说第两个，而是第二个”。我想这个同学是知道的，只是在一个陌生的教室外加很多陌生的听课老师他也紧张了。四年级的夏天，也就是我刚刚获得第二个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暑假，有几天我爹我妈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照顾猪鸡鸭鹅等。那年夏天少雨，我们学校组织抗旱，我的那个被罚喝尿的好朋友到我家传达学校通知，但我家里没人我离不开，最后我就没参加那个抗旱活动。开学前最后一次返校，这个孙老师看见我就讥讽道:“怎么刚被评为三好学生就不来参加学校活动了？以后你再也别想拿三好学生了”。我一声没吭，但确实我就再也没拿到三好学生。我自我安慰三好学生没什么了不起，我还不屑得与那些人为伍呐，因为我看到有些资深三好学生连一好都没有，更别说三好了。
开学就五年级了，我们学校搬迁了，从原来在四队的老校址搬到七队的新校址。这个新校址原来是个青年点，是给下乡知青住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再没有新知青来了，老知青也都返城了，房子空下来了就用来做校址。其实在它后面还有一趟平房早就是我们学校的分校，供附近住家的孩子上低年级用的，高年级还是要到四队主校区。现在整个学校就都搬过来了，我们离家就更远了，有五六里远。上五年级时，我们原来的四年级的三个班合并成两个五年级大班了，我们班的班主任换成了吴老师，是一名年轻漂亮的未婚女老师。而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的小媳妇，但我忘记了她姓什么，她的婆家姓郭，这里就暂且称她郭老师。在新班级又要适应，这次不仅要适应新校址、新老师，还要适应一些新同学。有些新同学以前就在这个新校址上学，他们都离家很近，不需要适应新校址，他们把我们看成是外来者。在新学期的前几个星期，我就觉得懵懵懂懂的。我们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吴老师讲解课文时，向我们提问：“须发花白的库尔班”说明了什么？当时我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须发花白”，但是来自新校址的一位男同学举手回答：“说明他是老头”。吴老师说“对了”，那就意味着库尔班就是一个老头，我就琢磨他是怎么看出来库尔班是个老头的呢？当时心里合计，他们太厉害了，我得努力呀。
后来逐渐熟悉了环境，班级里那些陌生的男同学也都成了好朋友，我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了，吴老师也开始喜欢上我了。吴老师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恨铁不成钢”，但我总觉得她对我格外严格，犯同样的小错，别人也就批评几句，在我这就是大事，有时都被她赶出教室。有一次她居然叫我第二天别来上学了，我一赌气第二天就没去上学。我照样背着书包走出家门，但没去学校而去了北山另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工地，人们见我旷课，以为这是常态，肯定不是个好学生，就问我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没伤自尊心但我意识到一个旷课的学生大家都不喜欢。傍晚我们班的一名同学来传话，说老师叫你去上学，我也就借坡下驴，第二天上学去了。吴老师见到我什么话也没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也从来没跟我父母讲我旷了一天课的事。
吴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不久就结婚了，不久就挺着大肚子来上课，对我们还更严格了。有一次体育课，体育老师正教我们第六套广播体操，她在后面监督我们，还示范我们一个双手举起后仰的动作，我都担心她把腹内胎儿也挤压坏了。不久她就休产假了，另一个班的郭老师就离开她原来的班来当我们班的班主任。郭老师性格比较软弱，有时压不住课堂，课堂经常闹哄哄的，吴老师在的时候是绝无仅有。其实郭老师离开原来的班级就是因为她管不了那个班的几个调皮学生。有一次写作业我把厘米写作cm， 她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厘米的字母缩写，她也未置可否。一位调皮的男同学开玩笑说：“他上过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