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最新文章：“低人权优势”、关税万能与全球民主危机

秦晖最新文章：“低人权优势”、关税万能与全球民主危机

  
一个多世纪以前，陈独秀先生感于“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弱病的中国请来了两位救命大夫:“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

而事实上，国人认识“赛先生”比较晚，对“德先生”却是仰慕已久了。早在国门初开的19世纪中叶，初见西洋的国人最为艳羡的，并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或“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所用必皆贤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早在陈独秀宣传“德先生”之几十年前，这些国人已经知道这叫“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且早在那时，凡是见过、乃至仅仅听闻过这种政治的人们中，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几乎被公认。无论战场上互杀的“粤匪”还是清臣，官场上敌对的新党还是老派，哪怕朝堂上只说官话，私下却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即便外交上国人理当争国权、反侵略，内政上却都觉得人家才是爱民崇德的“仁义之邦”，比咱们“天下为家”的帝制好多了。

这种叹羡其来有自。其实与世上凡有活力的一切文明一样，中国的“传统”中从来就有“实然”与“应然”的对立。实然的传统固然是两千年秦制家天下“尊君卑臣之术”，而应然的传统、即那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传统，却是“民贵君轻”、“天听自我民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孰不知乡举里选为公”。以应然改变实然，是世上许多民族包括中华民族的悠久愿望，也是一种植根于基本人性、因而具有普世性、内生性的“进步”动力。正如中国人并不是飞机发明者，却久有“飞天”之梦，正是这种应然的向往使他们学会了开飞机乃至造飞机一样，中国人并非近代民主制度的发明者，但也久有“公天下”取代“家天下”的理想。正是这种应然的向往使他们盼望“德先生”降临神州，并且由艳羡而仿效，早在陈独秀恭请“德先生”之前，国人已经推翻帝制，而建立了“民国”——字面上讲就是民主或民权之国。

但是事与愿违，不仅“民国”没有带来民主，而且似乎也治不了统治者的专横霸道和国家的积贫积弱。尽管实际上，这正如本书正文所说，当时“第二波民主化”的失败本是个世界性现象，不仅中国为然，也并非中国文化“劣根性”和外部危机（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所能解释。然而就中国而言，确实在辛亥以后，中国历经五四“启蒙”（“德先生”之说那时成为关键词），国民革命（其理论“三民主义”曾高扬“民权”诉求），共产革命（它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夺取了政权）乃至“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号称“大民主”，一方面却宣称“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并要对之实行“全面专政”的奇葩运动），但却离民主越来越远：

民元以后的中国，从“军绅”政治、“党国”政治到“全面专政”的极权政治，宪政成分从日益稀薄到完全消失，两千年“秦制”从“儒表法里”变成“马表法里”而更趋极端，到文革中更发展为横扫上下左右的“浩劫”。经济也千疮百孔，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到改革前广大农民仍然饥寒交迫解决不了“温饱”，以至于改革之初的国人不仅视西方如仙境（连王震那样的保守派都曾夸英国几乎就是其理想中的“共产主义”），视东亚“小龙”为翘楚，对东欧、拉美都是自惭形秽——那时报上不仅有“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等说法，南斯拉夫、匈牙利乃至东德等也皆成了我们“取经”之地，甚至连过去常被拉来给我们“垫底”的印度，也不时成了羡慕对象。

于是以“德先生”来救中国的呼声再成大潮。1970年代后期，世界逐渐形成从“地中海之春”到“苏东剧变”的第三波民主化，中国的经济转轨也始终伴随着民主诉求的涌动。尤其因为文革时期“从‘走资派’到‘造反派’，官民皆遭涂炭；任‘反革命’或‘老革命’，左右孰逃粪土”（秦晖：《塔园赋》），在改革初期声讨“封建法西斯专政”一时几成上下共识。1980年前后，这种声讨从“林彪、四人帮一伙”逐渐聚焦到了毛泽东，如果不是邓小平以“四项基本原则”猛踩刹车，“非毛化”在“四千人大会”上几乎已形成中共党内的主流。而刘少奇之子刘源参加高校竞选时对“封建法西斯专政”的血泪控诉，更显示了清算“专政”与呼吁民主的同一性。

尽管中共恋权者的倒退后来导致了1989年的大“风波”，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又导致了民主诉求的再起。而且与1989年前的民主诉求基本使用“体制内”话语（如“社会主义民主”）或“五四话语”（如“反封建”）来表达不同，1992年以后的民主诉求更多地向西方话语“接轨”，“自由主义”、“宪政”、“人权”“转轨”、“转型”、等等都成为热词，并与当时突破性的经济转轨相关联，诉求更加丰富，讨论与“争鸣”也更热烈。网络舆论的出现更促进了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墙技术和网管、网警的控制严密化以前，网上舆论几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国语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满极权体制的人）主导，言论尺度横向比同一时期传统媒体、纵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时的中国虽然还远谈不上言论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宪政梦”被压制事件为止，在将近20年时间内，中国的言论空间之大，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也是迄今绝后的。

这个时期也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波峰：苏联东欧的“剧变”使西方赢得了“冷战”——不是争霸的胜负，而是自由民主体制（无论是左派的福利国家还是右派的自由市场，这个“共同底线”当时还是坚如磐石的）对各种专制体制的胜利。继南欧亲美的右翼军人专制和东欧的苏式极权垮台后，米洛舍维奇、皮诺切特、苏哈托、萨达姆、卡扎菲和阿富汗塔利班等“后冷战”初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军人独裁政权也一个个垮台。非洲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南非实现了民主化，一大批本土独裁政权也开始转向民主。在亚洲，除台湾、韩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威权体制都成功地转型为民主制外，越南扶植的柬埔寨政权也一度废除一党专政，改行多党竞争的君主立宪，红色高棉恐怖势力完全瓦解，其头头被审判。甚至连尼泊尔的“毛派”也放弃了“人民战争”，与自由派联手推动了这个古老专制王国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并且已经经历了几轮政党轮替的考验。缅甸军政权的还政于民进程也取得了突破。而欧洲老牌民主列强和新兴转型民主国家在普世民主价值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则一度向“欧洲合众国”迈进，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成功克服了由传统地缘政治危机叠加转型阵痛造成的巴尔干乱局。笔者那时在前南斯拉夫各国旅行，亲眼看到了原来你死我活的各方在“大家都会加入欧洲大家庭”愿景之下的化干戈为玉帛。

所有这一切使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信心满满，典型的表现就是弗朗西斯.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胜负已分。与这种极度的乐观相比，相对悲观的是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同样认为自由民主与专制极权的制度之争或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以后存在的只是基督教为一方、穆斯林或儒教为另一方的“文化”竞争了。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盲目自信下，2001年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加入了世贸组织，大规模参与全球化游戏。当时这被几乎所有人（无论乐见与否）视为针对中国旧体制的一场“和平演变”：中国先接受了市场经济，也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接下来就会引起政治改革，出现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即民主化。大家应该记得，那时中国国内流行一个词组，叫做“与国际接轨”。而那时中国领导人在面对敦促改革的外国人时常常说：你们的体制也经历过一两百年演进，应该给我们更多时间。我们不能像东欧那么“激进”，但我们会“渐进”地与你们“接轨”。20年后中国人鼓吹的“制度自信”，那时是没有人提的。

人们都记得在入世前后，中国国内曾有很大的争论，大体上是主张变革的自由派欢呼入世，认为这将“倒逼”中国加快改革以融入西方的体制。而维护一党专政的顽固派则号召抵制入世，认为入世将断送中国的旧体制，因为旧体制没法在全球一体化市场中与西方竞争。但无论是欢呼者还是抵制者，他们对立的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则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中国入世会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褒义说法）或资本主义体制（贬义说法）获胜，而使中国那种一党专政体制（贬义说法）或“社会主义”体制（褒义说法）难以为继。他们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他们显然都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星移斗转，20多年后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现在想来，民主世界的渐进危机有一个标志点，那就是2008年前后。这一年以美国的“次贷”为破口，西方出现冷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开启了此后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麻烦的来临。而欧盟在此前一年的欧宪公投失败后，其凝聚力开始从高点下降，移民问题、欧尔班现象和英国退欧接踵而来。相反，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当局在这年举办奥运会后对西方日益强硬，对“08宪章”的镇压力度空前，直至创下把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活活关死狱中的纪录，而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也空前软弱。俄罗斯更是在奥运期间大举入侵格鲁吉亚，西方完全不作为，使普京顺利推倒帝国复辟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开启了民主倒退/对外扩张互相促进、越走越远的进程，从克里米亚、顿巴斯直到全面进攻乌克兰。

到了目前，在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冲击下，全球民主成果已经面临四大全面危机：

1、经济社会危机：“全球化中低人权优势”的挑战，导致“昂纳克寓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20多年全球化的结果出人意料！全球性制度碰撞的“新冷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它比旧冷战更“冷”，也更“战”。而由于西方的“自由贸易”派和“关税壁垒”派，都长期无视这种挑战，西方事实上已经在这种“新冷战”中失败。

2、政治机制危机：“阶级”取代“身份”的近代进程发生逆变，“身份政治”的泛滥使宪政民主机制频频失灵。19世纪以来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在阶级政治的背景下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像北爱尔兰那样的身份政治场景，连最古老最成熟的英国宪政都难以处理。成功缓和阶级矛盾，本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可是“阶级票仓”的消失，却导致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而身份相对于阶级的凝固性，使少数难以认可多数决定、政党轮替难以实现。身份认同相对于阶级利益的不可计量性，也使这种政治难以“讨价还价”，这是民主制度在内部面临的一大挑战。
同时，现行民主机制在应对非常事态时的短板，也在2020-2022年的三年新冠大疫中凸显。中国体制的欺上瞒下导致疫情的失控爆发于前，以不顾一切、空前严酷的封控清零政策造成悲惨的人权灾难于后，尤其在后期变本加厉的非理性封城又突然放开，导致了大量不应有的死亡。但是前期武汉封城的“惨胜”仍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例证。而民主诸国在并无欺上瞒下、明知大疫在前的情况下，却无法阻止其蔓延，也是无可回避的硬伤。笔者在疫情期间发表的《大疫后的全球化》一书 中就当时中美双方关于疫情起因的“阴谋论”评论说：我们固然不相信“阴谋论”所说为实，但在逻辑上却无法回避此问：假如不幸真的发生了“生物战”，在这次阻击疫情中表现如此无力的民主体制能生存吗？我们又凭什么排除未来发生这种人祸的可能呢？

3、国际关系危机：民主和平论的另一面就是绥靖主义，核时代的绥靖主义登峰造极。同时不付代价的“理想主义”又导致民主国家舆论、以及舆论影响下的政府对转向民主的国家过分苛求。“最高纲领主义”与绥靖主义的震荡导致冷战后国际秩序崩溃，“新冷战”有可能导致更危险的“新热战”。

4、思想认识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左右”双向的问题误置日益发展，民主国家左派从本国的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新自由主义”，而右派也从本国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社会主义”，结果是都对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低人权”挑战视而不见，甚至出现“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欣赏负福利”的怪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与制度进步的混淆，导致在一些人那里，“文化多元”旗号下专制、神权因素对民主制度的侵蚀被忽视，而相反地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些乱象又为以对抗“文明冲突”为理由的文化排斥乃至身份排斥提供了依据。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只见“国与国”的博弈，不见“制与制”的博弈，更成了大问题。

近年来，对民主的危机已有许多议论。但不少说法我以为是远远没有说到位的。
其一就是完全怪罪于某个“坏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的“党争”传统中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我认为，正如把当年苏联的解体都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背叛”的浅薄之论那样，今天的民主国家危机如果只归咎于某个“反向的戈尔巴乔夫”，同样是没有解释力的。没有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停滞时代”长期的危机积累，怎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
如果说极权国家的宫廷政治会有更多的“测不准”，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就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关于美国“选举舞弊”的指责，已经由指责者经选举（而且是在被他指责为舞弊者执政条件下的选举）再上台而得到了澄清。如果说宫廷内指定的戈尔巴乔夫尚且不能对苏联的解体负全责，解释解体原因必须上溯到勃列日涅夫乃至更远，那么美国民主的危机就更不能仅归咎于一个美国人民选出的“坏人”——即便这个人确实应该谴责，对于“反向的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反向的勃列日涅夫”们能不反省自我吗？

有人认为选出“坏人”说明选民糊涂，而选民糊涂，又被归咎于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餐”信息泛滥导致了受众的弱智化。确实，“网络时代的民主”给民主机制的运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但机制的问题不等于选民“弱智化”。我们只要回顾中国，当十多年前互联网兴起、而严苛的网络管制尚未出现时，那时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个什么场景？是“网络启蒙”，还是“网络弱智化”？经过那个时代的国人都不难判断。显然，正是由于那时的“网络启蒙”促进了“宪政梦”令专制者害怕，才导致了后来越来越严苛的网络管制与封锁。而正是这种网络管制与封锁（绝不是什么网络的开放与自由）导致了严重的受众弱智化。

今天美国的民主无论面临多少危机，至少他的网络舆论还是开放的，中国式网管根本无从谈起。这时如果说网络传播会导致受众的弱智化，那就不能说是受众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而恰恰是自命清高的美国精英们忽视网络、不接地气的问题。当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媒体的管制使自由派舆论转向网络，才造成了生机勃勃的“网络启蒙”。今天美国的精英们对此难道没有感觉吗？

在笔者看来，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在历史哲学层面，笔者从来不认为未来（主要是因果链条较长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更不认为自己可以充当“算命先生”。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一直“不幸而言中”。正因为如此，我才萌生了在不可修改的区块链上留言、为历史作证的想法。

正如不少人提到的，在当年无论左派、右派都认为那种“全球化”会导致西方获胜的普遍误判下，笔者是极少的清醒者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笔者有多么高明。恰恰相反，笔者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当年那些误判者的“反向启示”。

早在1990年代的经济转型中，笔者就曾屡次听到一些“主流”学者谈到我们的“优势”：

一位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得十分关心农民的学者当时与我关系很好，他曾私下给我看过一份他上递的“条陈”，其中说中国现在既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唯有一种“近似于奴工制”（我至今记得这个刺眼的词儿）的优势我们决不能放弃，所以我们决不能引进西方的劳工、农民权利那一套。

一位朋友曾介绍上海纺织行业“产权改革”的经验，说是根据科斯“减少交易成本”的学说，西方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已经过时，现在的方向是“经理要当老板”，但是在西方体制下经理要集中股权很困难，而我们的体制就有优势，可以一道文件下来就把产权直接交给管理人。所以我们的改革前景可观。

但是，这样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为什么国有资本还越搞越大？这时一位“左派”朋友又说了：当年国家向一户户小农采购粮食，“交易成本”很大，后来动用权力把他们全赶进“公社”，国家想拿走多少粮食就拿走多少，“交易成本”就消除了。原来如此！动用强权不准讨价还价，既可以任意化公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为公，科斯讲的“减少交易成本”难道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但你不得不承认，对科斯原意的这种歪曲确实体现了一个事实：这种西方没有的“优势”我们这里无所不在，还确实管用！然而这是一种什么“优势”呢？

在世纪之交，我就开始系统地讨论这种“优势”。200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长文指出：“这时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就集中表现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了。” 

这里我讲的中国“优势”还只是针对同样转向市场经济的中东欧国家而言，意在打破那种只在“激进”还是“渐进”上做文章的“转轨经济学”套话。但在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进入全球化市场后也具有某种强大的“优势”。在与前欧盟贸易代表保罗.陈的一次谈话后，我愈发感觉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他们对此认识的迟钝。就这个话题我与一些西方思想家交谈过，其中2006年1月28日，我与埃德加.莫兰的对话当时就由于硕女士整理成文，但多年后才得以发表：
“在贸易全球化的状态下，……拥有‘低人权优势’的国家从全球吸纳资本，向全球输出廉价商品，使得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国家不得不重树贸易壁垒，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就在这一年的8月26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更详细地谈论了这个观点：

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低人权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我当然不会只在国外讲这个话题。这篇演讲在“多维网”发出后很快传回国内（当时还没有森严的网墙）被多处转载。 2007年4月21日，在北京卧佛寺召开的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我更系统地谈了“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搞，经济改革搞了一半，尽管这样，我们这几年经济增长率居全世界最高，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空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假定我们的市场化还搞得不够，那么到底哪些国家是搞够了呢？比如说东欧或者说印度，他们搞得怎么样呢？世界上那么多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的速度没（中国）那么快呢？很多人就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基数低，但非洲的那些国家基数比我们更低呀。有人说我们是靠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也许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的确在全世界是最廉价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仅仅看工资的话，已经不是最低的，至少印度的工资就比我们低，但是印度的‘竞争力’并不比我们强。当然，印度的竞争力主要还是在制造业以外，他们的软件业很强。但为什么与工资最相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反倒不如我们？”

显然，早在2007年我一开始谈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把此后十多年对我的观点造成混淆和反驳的那些东西澄清了：我当然承认市场化改革的作用，用“中国做对了”这种改革来反驳我根本是找错了对象。同样对于“市场怀疑论”和“市场否定论”者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如我们和超过我们的很多国家都没有出现“奇迹”。而经济基数低、廉价劳动力也不能解释“中国奇迹”——这里重要的是一开始我就讲了，低人权并不等于低工资，尽管两者有联系。低人权一般都会把工资压低到“市场均衡水平”以下，但不能反过来说工资低就等于人权低。比如说印度的工资可能比中国更低，但是印度有发达的工会和农会（所以投资人会谨慎），不能驱逐“低端人口”（没有所谓的“农民工”），没法强制征地拆迁（所以有大片的贫民窟），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对印度的“优势”，不比低工资要重要的多吗？

以后我又在国内外不同场合讲过这类问题。尤其是2009年我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研究会期间，与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对话谈到的“昂纳克寓言”，后来经常被人提起。

我当时讲了一个东德独裁者昂纳克“统一西德”的故事：昂纳克在坚持独裁的前提下与西德搞“市场一体化”，依靠“低人权优势”把西德的资本、产能都吸引过来，而产出海量廉价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使西德经济空心化，结果是东德崛起、西德内乱。我当时说：西德如果不能对东德实行“人权一体化”，那么面对这种危机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就是自己树立“柏林墙”把自己孤立起来（就像16年后的川普所为）。再一条是为应对竞争，自己降低人权向东德看齐，从而在制度上被东德“统一”。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一条，就是西德人不接受“制度东德化”而导致内乱，这样东德甚至可能趁乱以武力统一西德。

当时听到的德国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事实的笑话”（因为事实是西德与东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然后才有的经济一体化），但是我说：在昂纳克时代的德国，这确实只是一个“寓言”，但在今后的世界上呢？……我多么希望今天这也只是一个寓言啊！

必须指出：所谓“低人权优势”，我已经定义为“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它第一当然绝不是说低人权本身就有优势。比如传统非洲的奴隶制经济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经济当然没有什么优势。文革前中国人权比改革时期更低，如今的朝鲜人权比中国更低，但这两个实体都不搞市场经济，更没有加入全球市场，不会与美国或跨时空地与“今日中国”构成竞争，自然也谈不上优势。

还要注意：经济一体化下人权高低的竞争，当然是就同时态的横向比较而言，因为“现在”与“过去”并不能构成竞争。有人说，过去西方原始积累时期乃至工业化早期也存在奴隶制、血汗工厂等等，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靠“低人权优势”起家，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与今天相比，西方工业化早期的低人权当然应该批判，但是横向比较，他们那时的人权并不比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更低（正如今天中国的人权或许不低于毛时代，但横向比较当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例如近代美国受歧视的华工，乃至美国南方的黑奴，他们的人权受践踏也是与同一时期的白人相比较而言，那时“我大清”的草民乃至本来就存在奴隶制的非洲并不比美国的华工与黑奴有更高的人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华工顶着“排华”的压力也要留在美国、黑奴会逃往北方寻求自由、却不愿回到非洲去认同“利比里亚”。因此同情他们的受压迫、赞扬他们的维权抗争完全正确，但是说当时的工业化西方是因为与“我大清”和非洲相比拥有“低人权优势”，经济才发展更快，那当然也是胡说八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古今中外就只有当代中国一例。比如当年全美经济一体化下，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与北方的自由经济是有竞争关系的。二战后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南非种族隔离经济与非洲其他经济也是有竞争关系的，它们与今天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的状态就很可以一比。实际上，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但今天的中国无疑最为典型。

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谓的“低人权”，并不是仅指劳动者权利而不谈所有者（财产）权利，更不是只在劳资关系上定义，似乎这种体制下“资本家”就会有“高人权”（这是今天西方学者或“西方化”的中国学者常犯的错误，其实早在120多年前，沙俄专制下的左派和自由派就都曾深刻地揭露过这种“祖巴托夫主义”的荒谬：工人希望沙皇剥夺资本家，资本家希望沙皇镇压劳工，结果是沙皇操控两者膨胀皇权，而把两者都踩在了脚下）。今天在工业制造、基建与房地产这造就“中国奇迹”的三大领域中，低人权优势的两个最大内容就是强制征地拆迁和规定“外来打工者”低人一等的农民工制度，两者都是官府权力无边的结果，并不是资本家能够决定的，更不是通常“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我下面提到的“高技术条件下的低人权优势”更是如此。

而且，如果说歧视农民工、驱逐低端人口是对劳动者侵权的话，强制征地拆迁侵犯的就是所有者权利。更不用说今天的中国，利维坦之下对劳工的榨取和割富人的“韭菜”毫无矛盾，就如笔者前述的那种“优势”，即在“减少交易成本”名义下“可以任意化公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为公”毫无矛盾一样。 

当然，低人权并不必然有“优势”。“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的基本逻辑在于：基本人性决定了自由劳动（这里的“劳动”是皮凯蒂意义上的，即包括生产劳动和竞争性经营劳动）存在着“盈利最大化”和“闲暇最大化”两种趋向。马克斯.韦伯把前一种认定为“新教伦理”，笔者并不认同，但他描绘的两种“伦理”之分确实存在，而他以宗教区分二者并加以褒贬则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自由状态下有所追求的正常人不会轻易“躺平”，但也不会为“盈利最大化”而不惜累死。奴役劳动则不同，奴役者为“盈利最大化”而役使他人，是大概率现象。因此假设在相同技术水平下，自由劳动一定比奴役劳动更有“效率”，是不成立的。正如福格尔所说，自由之可贵具有本体性，自由本身无价，它不必也不可能以“效率”来证明其价值。

但是如果在经济孤立的条件下，奴役劳动对经济增长会有两个致命限制：其一是奴役会抑制创新，而创新才是自由经济最根本的优势所在。其二是奴役会抑制消费，导致抑制经济增长的“消费屏障”。因此在隔绝状态下，奴役经济不可能比自由经济有“竞争优势”。

然而，假如自由经济体与奴役经济体实行“经济一体化”——这种“经济一体化”只能是市场一体化，因为命令经济实体是不可能对非命令经济实体下命令、搞调拨、“征购”或统购统销的，除非征服这些实体并强加以自己的命令体制。但是，市场经济实体却可以与命令经济实体做买卖，而不需要改变对方的体制。

而在这种一体化条件下，前述奴役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两个致命限制就会被打破：其一，自由经济的创新在一体化条件下会很快向奴役经济体转移，从而弥补后者在创新上的短板。其二，自由经济的旺盛消费会给奴役经济带来“外需”，使后者的“消费屏障”不复存在。

这样，市场一体化中的自由经济与奴役经济就会互相竞争——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良币驱逐劣币。自由经济对奴役经济的“演变”能力大家都知道，自由本身就有感召力，更不用说自由促进的创新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了。当年美苏冷战的结果就是证明。更早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逃亡北方寻求自由的报道很多，但从未听说有北方自由人逃到南方甘愿为奴的。然而“劣币驱逐良币”可能吗？很多人不愿正视：那当然也可能。尤其是在上述两个致命限制被打破的情况下，如果良币不能努力驱逐劣币（例如东德实际的历史那样），劣币就有可能驱逐良币——这就是我所讲的“寓言”。

这其实就是名符其实的“冷战”：表面上是国家间的博弈，实质上却是制度间的博弈。其实，当年“自由贸易论”者所谓“经济改革会带来政治变革”之说，说穿了也是一种“冷战思维”，但他们却从来不自知，更不考虑对方的体制在这种经济一体化中会不会“变革”自己。相反地今天美国得势的“关税万能”论者倒是并不想变革对方，只想闭关自守。但他们想“守”住的却只是强国地位，而缺乏“守”住民主的意志。因而他们有可能从我在“昂纳克寓言”中讲的第一条路退到第二条：即重新强大的国家可能变成一个“低人权国家”，而在制度上被对方同化。

其实，与当年“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旧冷战”相比，今天的“新冷战”不仅更“冷”，而且更“战”。当年两个阵营互相隔绝，苏俄与中国的人权就是低到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地步，也不会影响西方的高人权。斯大林、毛泽东设想的“世界革命”只能靠暴力输出。他们只想防堵对方的“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妄想“和平演变”对方。但是在今天“全球化市场”中，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影响极权国家，使其低人权“农民工”向发达国家的高人权工人看齐，那么中国的农民工就将影响发达民主国家，迫使其高人权工人向“农民工”看齐。

这难道还不是更典型的冷战，即“新冷战”吗？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自由贸易论者和关税万能论者都完全错估了形势，积弊至今造成民主的危机。而民主的危机，反过来就是专制的生机。在1930年代初，刚刚击败党内左右反对派挑战的斯大林尚无后来那种个人崇拜营造的威势，经济上工业化尚无起色，更出现了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统治本是危机四伏。但西方恰在此时出现“大萧条”和法西斯的崛起，这不仅冲淡了苏联的困境，而且西方危机中大量“过剩”的先进产能转移到苏联，遂使其起死回生，乃至强势崛起。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中国的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号称“中国模式”的中共政治-经济体制本也是危机重重，但由于西方的乱象，它在全球化中不仅没垮，反倒起死回生，乃至“弯道超车”，不仅经济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政治上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相反，民主列强却显得乱象丛生。不仅在一个又一个经济领域中失去优势，而且在国际政治上越来越软弱，不仅对自己已经谈不上拥有优势的对手已经无所措手足，就是对自己仍然保持着明显优势的对手（典型的如俄罗斯）也处处姑息，步步退让。在百余年后，当年陈独秀用来拯救中国的“德先生”如今似乎成了病人，形成强烈的反讽。而在几十年后，1930年代后期那种“第二波民主化”退潮、老民主国家深陷危机、极左和极右的极权国家两头进逼的“至暗时刻”似乎又在临近。

有鉴于此，笔者于2024年末与高新技术界的朋友合作，作为一种新型知识产品发行方式，尝试在区块链网上发布了我在“全球化”的这些年里对第三波民主面临危机的一系列研究与探索，并结集为上下两册《拯救民主》。当时已经宣布，这种新型出版方式作为尝试，具有去中心、非垄断、永久保存不被删除和修改的特点，适合于为这个时代作证。但是它并不会取代广大受众熟悉的传统出版方式，也不会对我与传统出版界朋友的合作构成版权障碍。在区块链版的发布会上，我已经宣布会在稍后出版纸质书和普通电子书。

但是形势发展之快仍然令人惊叹。就在区块链发布后的这一百天中，“德先生”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发展，甚至连美国这个被视为两百年民主“灯塔”的国家也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有帮助整理文稿的朋友说：如果说去年为止，民主世界的景象还像一个“反向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几十年无所作为导致的民主体制危机积累的“停滞时代”），那么最近的几个月就可能出现某种“反向的（不是扭转极权而是颠覆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式“剧变”。当人们还在讨论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民主世界可能已经在新冷战中失败——至少是遭到重挫。当然，就像上一次冷战的结局一样，它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它的危险性仍然不可小觑：如果说上次极权体制失败的冷战结局，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民主和平”的前景，以至于似乎可以刀枪入库、放马南山，那么，民主体制失败的“新冷战”结局就确确实实意味着“新热战”的危险正在临近，就像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第二波民主化失败的后果那样！

有鉴于形势的发展，我在现在出版的纸书中对区块链版的文本（不可修改的历史文本）做了少量修改和内容调整，并补充了一些区块链版未收入的材料。还有就是写了这篇新序。另外，由于近来中文与英文书界中已有若干作品以“拯救民主”为题，本书也改名“拯救德先生”。在区块链版和常规增补版（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形成过程中，很多朋友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由于某些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具名感谢，我不久会在回忆文章中表达我对他们的铭记。

当然，本书并不是我这些年思考的全部，接下来我还将就世界史中的“低人权优势”、就世界史上“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兴衰、就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未来、就现代民主政治运作机制的缺陷和可能的改善，整理出一系列的想法。我也期待学界同仁的讨论和商榷。事实上，以我的年龄，很难指望会看到“第四波民主化”的到来，我所做的可能仅仅是“为历史留证”。但是我仍然相信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冥冥之中的永恒正义，祂使人们的努力永远会有意义。其实这些年来，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变成一个预言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不幸而言中”能够被“证伪”，从而使人类能够摆脱一个“至暗时刻”。但愿反驳我的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秦晖 2025年4月10日

注：本文为秦晖著、鹿津出版社出品《拯救德先生》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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