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如何反驳“救亡压倒启蒙“说（李泽厚）

  秦晖如何反驳李泽厚之“救亡压倒启蒙”说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出现了从认识到认同的趋势。无论这一认同在初期是多么肤浅，无论把这一模式看成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段”（“资本主义”），还是看成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一个“他者横移”（所谓“西化”），也无论实现这一认同是要通过渐变改良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这个趋势似乎是明显的。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出现了一大变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一大高潮，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对“西学”的认识也明显深化，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礼义富足”、“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发展到细究“群己权界”，对“法意”、“自繇”、“民权”、“个人”等概念都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使“法治”、“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等等成为流行话语；从过去笼统的“西学”，发展到西方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我们也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国家主义都曾大行其道。从这方面看，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乃至由运动中激进者带入的国家走向，却愈来愈既与“传统派”的意志对立，也与“启蒙派”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我们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归咎“倒退的五四”。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
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逻辑上其实都难以自圆。最典型的矛盾，就是19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到了19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卢梭学说真被“压倒”了，怎么还会有大革命？如果大革命应该被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运动”只是指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亦有不同的方向。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份”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笔者并不以为法国的历史就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但显然，把“启蒙”和“激进”一锅煮更会把人弄糊涂。
就以“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有一点却类似，他们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但对于中国革命后来的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革命”，一直走到“浩劫”年代结束。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在曲阜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了“启蒙”的复杂性。虽然当时论者不便明说，但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对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压倒大五四”（“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相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主义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
 二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但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崛起，也面临很多解释困境。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差别，以及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一差别的认知，本文暂且不论，而下文只涉及列宁主义。
首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而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当初列宁主义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就不难理解在后来的三十年里，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1929年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另一方面，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尤其是晚近金观涛和刘青峰运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一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提及次数就更少了。而在《新青年》关于一战的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强烈的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愈来愈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的“小五四”时期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导定位的《新青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刘青峰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份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愿申而论之。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海约翰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虽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和约》中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得以纠正，并延及中国参战前日本对华最无理的逼迫（“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也被追究，即后来史家所谓的“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尽管美国也有私心和对日绥靖的一面，中国也作了若干妥协，但总体上中国仍是赢家，不仅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也被废除，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之路，在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借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如今不仅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前沿学者对华盛顿会议给予正面评价，就连代表中国官方主流学术的集体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也承认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国人在会议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从而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因此对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
如今，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显然，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国人的被欺负感是明显的。但从这个体系的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统一和国力相对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却用了6年才收回旅顺、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门，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到中国在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由于后来从新文化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国共两党势力都全盘否定北京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民族主义”的评价。说“基本上”，是因为仅就对华盛顿会议的批评来看似乎还是有点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这方面也是逐步显露的，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派（陈当时已领导初创的中共），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只是提醒国人求人不如求己，不要忘记巴黎和会的教训，不要对列强的“慈悲心”抱过多幻想。后来激进派的批判则愈来愈激烈，甚至说华盛顿会议对中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反倒加深了。但是，如果说类似这种指责还可以说是“激进民族主义”对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过于温和的不满，那么真正耐人寻味的却是：连这样的指责其实也不是很多。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上述“数据库”分析表明，《新青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61次）不仅少于巴黎和会（87次），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新闻性”关注（50次左右），会议结束后基本就不怎么置理了。而对巴黎和会则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在1919年《新青年》对巴黎和会的提及其实并不多，但华盛顿会议后，对巴黎和会的“思想性”关注度却随着时过境迁反倒急剧上升。在1923至1924年间，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而五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到1925至1926年间（此时《新青年》基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刊物），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1次与60次的悬殊程度。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反而被倍受重视，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不仅没有赞扬，连批评也几乎没有了。这种奇怪的态度难道是“民族主义”能够解释的吗？
当然人们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对外积弱之局，以后更有“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救亡”仍然是头等大事。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如前所述，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能用“救亡”解释吗？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说得通，但其实也未必。晚清以来国人在被侵略后一面谋反抗，一面“师夷长技”、乃至“师夷长制”改革自身以图自强一直是常事，甲午战败后很快掀起了留学日本大潮就是一例。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不公只是表现在他们没有仗义执言帮中国对抗日本，当时西方自身并无新的对华欺凌之举，何以就会使国人负气而不愿再学西方？而在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如前述的“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基本都是来自苏俄和日本，何以学习苏俄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