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為什麼必須叫“鴉片戰爭”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嚴復先生、梁啟超先生、陳寅恪先生作為最早開始覺醒的東亞大陸人，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日益沈淪，痛苦、無助、焦慮反覆煎熬著他們，他們想找到引起國家災禍的原因，他們更想尋得救民圖強的途徑，這時，民族主義的念頭越來越佔據了他們的頭腦，於是“中華民族”、“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等等頗具民族主義色彩的嶄新概念便一個個被這些大師創造出來。
我們回想清末民初那段歷史，曾經強大的大清國分崩離析，新興的共和國搖搖晃晃、舉步維艱，地方割據勢力紛紛崛起，各種西洋、東洋的主義思想充斥學界，一時間國家不像國家，民族也不像民族，面對這樣的社會環境，知識分子們也一籌莫展，無奈中他們只得從民族主義裡尋找安慰。慢慢地，自己文化的短板無人關心了，自己制度的侷限無人提及了。人們將怨恨的焦點移到了鴉片的毒害、洋人的侵略、帝國主義的瓜分、主權的喪失之上，洋人成了中華民族深重災難的罪魁禍首。誰都沒想到，經過百年的嚇唬、說教、表演，東亞大陸人最終學會了同世界保持距離，而洋人也真的成了華人骨子裡懼怕的對象。
我相信，那些啟蒙者的初衷應該是積極的，但是，他們的作法，事實上幫了極權專制制度一個大忙。因為，大家在痛恨鴉片、遷怒洋人的過程中，不經意間便恨上了洋人帶來的新文明、新制度，同時忘掉了權貴集團和極權統治者才是一切罪責的真正製造者。更令大家錯愕的是，後來的極權統治者，巧妙地利用了幾位啟蒙者的理論，將民族主義變成了維護他們統治的利器。這正是“鴉片戰爭”這個名字帶給極權專制者的最大益處。這也是那場戰爭必須叫“鴉片戰爭”的關鍵理由。
也許大家以前並不知道在一百八十多年中，那場戰爭，僅就名稱便有了如此複雜的演變，期間不同的學者、不同的政黨、不同的意識形態都在戰爭命名問題上大做文章，大家一定好奇，這其中到底藏著什麼不為我們所知的目的？
我猛然想起，就在不久前，一場起自武漢並橫掃全球的瘟疫，在其名稱問題上也曾引起一場不小的爭端。最後居然以一串95%中國人都拼寫不出來的洋字母來命名，看得出來有些人對病毒的真實起源唯恐避之不及。在東亞大陸，重要事件的名字背後，似乎總是會隱藏一些讓後人魂牽夢繞的秘密。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已經料定我勢必會將矛頭指向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了，錯！
嚴復先生、梁啟超先生、陳寅恪先生都不是共產黨員，大清國、中華民國也不是共產黨統治的，因此鴉片戰爭這口黑鍋，還真輪不到共產黨來背。真正應當背負起這口黑鍋的應當是傳統的中華文化和傳統的極權專制制度。
嚴復、梁啟超、陳寅恪三位先生，都是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出來的優秀知識分子，他們所生活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漢人從被奴役、被欺凌中逐漸重新崛起，愛國主義開始萌發、民族主義日漸茁壯。三位先生都隱隱感到，一個巨大的挑戰從四面八方壓向東亞大陸。他們試圖撥開迷霧，找到那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到底來自於何方。他們並不想被動地接受改變，長年的傳統教育使他們都意識到，一個令他們無法迴避的“使命”，降臨到了他們的身上。
這個使命就是維護中華文化中所說的“道統”。所謂道統，歸根結底就是中華傳統制度——極權專制。
我相信三位先生不可能仔細計算過當年西洋進口的鴉片是否足以滿足東亞大陸巨大的消費市場，他們也不可能知道當年大清國每年進出口貿易的總體順差或逆差的具體數字，他們更是無從知曉洋人帶來的一切會如何改變他們身邊的方方面面。但他們心中卻知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會不自覺地維護他們心中始終維護著的道統。就像兩千多年前，秦國大兵壓境下的六國文人們一樣，他們不假思索地將外來的挑戰當成了敵人，因為他們自認為是道統的守護者。
鴉片戰爭必須叫“鴉片戰爭”，不是因為戰爭與鴉片有多麼深的關係，更不是因為大清君臣攜手阻止了鴉片在東方的氾濫。而是統治者必須將仇恨播種到每個子民的心中，必須叫每個子民與他們攜手抵抗新文明的滲透，最終讓那個老祖宗傳下來的極權專制能夠千秋萬世。至於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就不需要我明說了。
其實，一場戰爭到底叫什麼名字，並不影響戰爭的進程和性質，但是一場連名字都能激發出民族情緒的戰爭，一定承載了太多與那場戰爭並不相干的其他含義，當這些“含義”達到重如泰山的水準時，便沒有人會關心那場戰爭的真實到底是怎樣了，時間久了，那個名字變成了一個符號，符號中充滿了恥辱、冤屈、仇恨。這正是極權統治者希望看到的效果，當外敵當前的時候，又有誰還能想起身邊那個已經老朽並過時的制度呢？
我知道，“妄議前朝”是有很大風險的話題，因為這會顛覆許多華人自幼便被灌輸進頭腦的歷史觀，不過我會堅持下去，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發表自己的見解，我會儘量回覆大家的質疑、指責或更勁爆的奇思妙想。如果可能，請大家在發言的時候，儘量將酸度值調整到正常範圍內，我先謝謝各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