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走了,永远地走了。在那秋风扫落叶的季节里,在他82岁高龄之际。临终前所有儿孙都赶到了,唯独少了一个远在澳大利亚的我。
当我得悉这个噩耗,已是他去世两个多月了。当时我正临近产期,家里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直到孩子满月,妹妹才写信告知此事。
记得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上午是来自丈夫、大儿子的贺卡,鲜花和其他礼物,欢天喜地,沉浸在家庭的温馨中。中午收到来信,晴天霹雳,顿时哭得死去活来。年纪大了,总有一天会走的,这是情理中的事。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还没来得及预备心灵承受这事实。与亲人隔洋永别的伤痛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奶奶去世后,爷爷一人呆在乡下。两个儿子想把他接到城里来住,但他离不开那幢山村的小屋。“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 几十年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他来说,城市陌生的人情世故,哪比得上浓浓的乡情。
我和妹妹从小寄养在奶奶、爷爷家,在那幢开门见山的小屋里住了整整十个年头。爷爷对我们的宠爱是难以用言词来表达的。从他的举止、他的眼神里我们读到了疼爱和关怀。他总是尽他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生活得幸福如意。为了我们,他情愿自己吃苦耐劳。爷爷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奶奶总是把好吃的留给爷爷,而爷爷却常常舍不得吃,把它省给我们。
平时都是奶奶当家,爷爷不管钱的事。有一次奶奶带着妹妹去了城里的叔叔家,爷爷终于获得了一点零花钱。他跑了半个多小时的路,去小店买了一块酥饼给我吃。一块普普通通的饼,我当时却吃得有滋有味,那香、那甜让我回味无穷。对于爷爷朴实的爱,我心里十分感动,默默地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千百倍地报答您。
故乡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童年是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生活不算富裕,但却让我感到满足和愉快。如今的梦中,还是那些和奶奶、爷爷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那幢开门见山的小屋依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已读小学三年级。爸爸妈妈突然想起要把我接到城里念书。奶奶告诉我:这是为了我的前途。我不知道 “前途” 到底是什么意思?心想:宁可不要前途,也要和两位慈祥的老人住在一起。父命难违,我勉强含泪告别了二老。
妹妹却是理直气壮地留了下来。因为她说:姐姐住到十岁才走,我也要住到十岁。那年妹妹才七岁,所以被允许再住三年。
城里的生活对我来说是陌生和压抑的。特别是去学校读书。城乡二地的语言差异,让我受尽了一些同学的嘲弄。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致于到了 “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的地步。低人一等的感觉时时吞噬着我的心。我天天盼着快点放假,一到暑假、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乘长途汽车奔向那间熟悉的小屋。那里是我的避难所,两位世界上最宠爱我的老人让我重新拾回了所失去的欢乐。
但有一年的暑假,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当我面对两位老人的时候。兴高采烈突然间变成了哀伤悲愤。爷爷低头直挺挺地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暗藏的历史反革命×××。” 我怎能相信爷爷那么善良的人一下子就成了阶级敌人?从大人的口中得悉:原来爷爷年轻时,正碰上国民党抓壮丁,那时要抽签,正好抽到他哥哥。他哥哥已有家小,出于同情和爱心,他就顶替哥哥去从军。由于一字不识,根本就没混上一官半职,只是当了个炊事兵。没打过仗,只知道烧饭。解放后在城镇供销社工作,薪水很低,但还能填饱肚子。57年反右,不知怎么把过去的老帐又扯了出来。爷爷老实厚道,平时少言寡语,绝不是因为右派言论而遭殃。他被开除公职,从此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生性乐观坚强,总是用坦荡的心灵来对待任何逆境。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在微笑,从没有抱怨,从没有哀叹。每天跟着村民们出工、收工。不会种菜、种瓜,就跟着大伙儿学。知足常乐,别无所求。
一下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他做梦也想不到。背着沉重的黑锅,他还要反过来安慰家人。他的心灵承受能力是相当大的,照样吃喝睡觉,痛苦被埋藏在心底。被通知去路边挂牌罚站,他就去站着。白天站累了,晚上好好休息。
奶奶可受不了这个打击,吃不下、睡不好。过去因为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她是让人羡慕、受人尊敬的。现在到处遭人白眼,她觉得脸上无光,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事情不知怎么越来越糟,爷爷光在路边低头挂牌已不够了,这一天他被叫去公社开批斗大会。这事超出了奶奶心灵承受能力的极限。她把我们姐妹俩支出去河边淘米、洗菜,自己却拿着绳子上楼想要寻死,所幸被一邻居发现及时救下。这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创伤。以后的日子,每当我们回故乡,一上楼梯,那可怕的一幕就会浮现在眼前。之后,奶奶因病早早离世。
爷爷还是坚强地活着。他亲眼看见了那几个整他的人遭报,并且一个个相继离世,虽然他们都比他年轻。他只说一句话:那是报应!
岁月无情,爷爷也变得越来越苍老。农活再也干不动了,连自留地都不得不让给别人去种。然而让他觉得宽慰的是:两个儿子总能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渐渐地我和妹妹也开始给他寄钱。从我们刚开始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整整十五个年头,每次工资一到手就去邮局汇款。“我的孙女是最孝顺的。”爷爷逢人便说。
六年前我出国,给他留下了当年的生活费。临行前我去乡下道别。他颤抖着身子送了我一程。心爱的孙女要远行,心里实在舍不得。竟看见他老泪纵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哭,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哭。他已料到了永别,老人对此是十分敏感的。迟钝的我,却一味地想着过几年再回去看他。在国外挣了钱,就多寄点给他,让他日子过得更好。万万没想到那一次竟会是永别。
来到澳洲后,我把每月一次寄钱改为一年一次。总是在年底前寄去下一年的生活费。最后一次生活费却被退了回来,因为爷爷再也不需要我的生活费了。
妹妹在来信中告诉我一些爷爷临终前的情况:他知道自己实在不行了,托人通知两个儿子。那一天他好不容易下了楼,气喘吁吁地坐在门口等,并且向乡亲们一一道别。等两个儿子赶到,他把后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不愿意加重儿子们的负担,办后事的钱平时已节省下来。当晚由孙子扶着艰难地上了楼。夜间数次起来小便,却不肯要儿孙帮忙,让大家安心去睡。后半夜最后一次起来后,我叔叔发现电灯没关上,赶紧起身一看,爷爷已断了气,象睡着一样靠在被子上。他就是那种事事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人,连临终时都不愿意麻烦别人,宁可自己受罪。
葬礼很隆重,送葬时惊动了整个村。我仿佛亲临其境,那悲伤无奈、痛彻肺腑的一幕似乎就在我眼前。
爷爷顽强地走完了他多灾多难的人生旅程。带走了他的冤屈和失意,留下了他的坚强和慈爱。
隔洋痛失所敬所爱、所思所念的人,泪眼至今未干,心碎依然如旧。但我仍然要感谢上帝,让他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爷爷所给予我的丰丰富富,会让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注:此文写于1998年,是我出国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