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曲奇aaa
出生北京，移民美国；性情中人，遵从善良；文化艺术，寻找真谛。
偶然性和必然性，是个深奥的哲学问题。里面的弯弯绕，没有多少人能阐述明白。但这又是每个人在生活中常常能体味出的规律。因果关系，是人们最能在拉家常时引经据典的理论。在一个个人生片断里，多多少少含着些许偶然，命运的甜酸苦辣中又些许存着好些必然。
人们常常看不起偶然，殊不知，没有了偶然的未知的无序的系数，必然就没有必然的最大公约数。
人过60爱怀旧。看老电影，听老掉牙的歌，见那些早已经叫不上名字的小学同学，说那些小男孩对小女孩的恶作剧，情感丰富地道着自己初恋的情愫。
一路走来，头发白了，肚子大了，牙口弱了，血糖也高了。在已过的岁月长河里划小船，也有几朵偶然溅上船的水滴，闪着不一样的光芒，让我寻找人生中没出彩虹的印记。
1976年的一天夜里11点，我们军队大院里一片骚动。我一个同学兴致勃勃敲开我家的门，对我说：走当兵去。真的，他们高一没上完就都走了， 夜里12点坐着当时少有的大客车没了踪影。第二天，我一到学校，老师就奇怪地问我：你怎么没走？我们院里我们这个年级男男女女几乎都走光了。
我那个年龄就想当兵，不然我就要下乡。情绪低落到极点，我病倒了。为什么这个偶然发生在我身上？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父亲肝病严重，他在抗战时山东胶东军区的老战友说，你家孩子少，让孩子多在你身边陪陪你。让孩子高中毕业，然后到我的部队来当兵。这个叔叔当时是内蒙古军区的参谋长。所以家里没让我走。
这个偶然，让我在恢复高考时，凤毛麟角地考上了北京一本重点大学炙手可热的专业。
我学习好吗？不好。高考的数学和英语，几乎零蛋。但语文、历史地理几乎满分。特别是作文，是满分。这里有个必然。文革中期，毛主席让干部们读《红楼梦》。父亲领回的书公开放着，我大概14、5岁就囫囵吞枣地读了。父亲就假装没看见，还偷偷作了一张人物关系表，不动声色地放在了我的床头。还有就是，大哥哥大姐姐去抄了北京人艺焦菊隐和舒秀文等人的家，在大院的大礼堂门前把十几箱子书倒在了那里。我抢到了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孙犁的《风云初记》、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伊林娜的《古丽雅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久旱逢甘雨，潜移默化，了解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的同时，窥见了美好的爱情生活。由此，从一个年幼的孩子心底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几乎所有当兵的同学，后来都多多少少地羡慕我，因为他们都比我学习好。当时谁想到邓小平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盘。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公安系统给领导当秘书。又是几个偶然，改变了我从政的道路。
从学校门进大机关门，谁都知道你幼稚，就是你自己傻乎乎的。我们处长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锄奸队长出身，开会让大家给处里提合理化建议，以便改进工作。大家说东说西，不着要领，就我一本正经地提了好些建议。因为当时处里除了一个北平时期的卧底大学生外，就我一个新大学生，骄傲得自以为是。
当然小鞋给你穿再合适不过。年轻人又好高骛远，患得患失，几年下来秘书工作干得我就想跳槽。
还有进公安队伍，领导要锻炼我让我快速适应工作，1983年“严打“枪毙人，总让我去”观摩“，每次回来就不想吃饭，有次还恶心吐了。由此好多年我不喝酸奶，不吃豆腐脑和血豆腐。
我们领导看我不安心工作，很直白的告诉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想这山望着那山高，必然的门儿也没有。
有个人偶然来找我，就改变了一切。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第一波出国潮到来了。电影演员刘晓庆第一任丈夫王力要到美国，由于他当时是总政歌舞团的钢琴演奏员，出国被卡。他找当时任东方歌舞团的王昆团长，希望她找关系帮他疏通疏通。
也该着，我的领导在抗战鲁艺时，是周巍峙的学生，而王昆就是周部长的爱人。我的领导后来被康生看上，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与刘复之、凌云成为战友。
1984年，为庆祝建国35周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过问下，周巍峙抽调1300人，仿照《东方红》的形式，创作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那天文化部给我们送票，正好我轮值班，从此就认识了一帮文化部的狐朋狗友，就此也磕磕绊绊地调进了文化部，干起了与公安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多年之后，遇到公安部的一个司局长，他开玩笑地说：“你如果不走，就没有我们什么戏了“。
一条必然的按部就班的升官之路，一条偶然的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之路，哪条更精彩，看自己喜欢了。
还有一次偶然，后来成了我每每吹牛的资本，它确实也孕育着某种必然。
1977年春节前，一天我母亲去给一位老人看病，我百无聊赖跟着她去看新鲜，因为他家有很多线装书。这个老人的一个女儿是海军总医院的副院长、医学专家汪磊，另个女儿是马寅初的儿媳。
马寅初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1907年留美，是计划生育的倡导者，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发生对抗。后来胡耀邦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这就是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偶然和必然。
就马老个人，却不反抗封建思想，娶了两个妻子，孕育了八个孩子。他的偶然就是诞生在中国封建的士绅家庭，而后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他的人生在那个年代那就是必然。
汪磊刚进家门，身后就随来一辆尼桑公爵230。她说，她要到邓小平家去出诊。当时邓小平家住北京西三环增光路上。我也是涉世不深，与汪阿姨提出我也想去。汪阿姨与来接的警卫参谋介绍了我的父母何人后，我就随汽车上路了。小平家边上有个很阔气的幼儿园，门对面是师大二附中。院子不大但很深，有三道门。
房里有条长长的通道，铺着半新不旧的浅褐色的地毯。我就被要求坐在走廊上，这里可以看到小平大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圈沙发，小平就坐在其中的一个上。记忆中小平不怎么说话，问什么答什么。他坐在沙发里，我有时只能看到头和两只脚。他偶尔走动一下。那天穿了一件半旧的皱皱巴巴绿色军上衣。其间有位面容慈祥、体躯清瘦的老人走过。
45分钟后，一位年轻姑娘把我们送出门。我问汪阿姨那个老人和姑娘是谁？汪阿姨告诉我：老人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姑娘是邓公的女儿毛毛。
这次是我纯偶然地、最近距离见到邓小平。大阅兵时也见过，那就太远了，脸都看不清。
现在每每想来，无论是国家的繁荣还是个人生活的改观，透过那一个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和故事，必然孕育出中国现在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没有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拨乱反正、雄才伟略，你我也许都走不到今天。
那次偶然见到邓小平，我的几任顶头上司知道后都对我比较客气，遇事不跟我太计较。我知道那必然是他们敬仰邓公而折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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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现在要反着说了。要是听了毛主席的，现在还会有人口崩盘的危机吗？还是毛主席看得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