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物理学的星空中,杨振宁与李政道曾是一对最璀璨的双星。他们的合作成果——“宇称不守恒定律”——不仅颠覆了物理学的基本假设,也让东方的两个年轻名字登上了世界的巅峰。然而,就像许多耀眼的双星一样,他们的光芒终究因为引力与排斥的失衡而分道扬镳。
他们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不是因为某一次激烈的争吵,而是无数细小的“人性裂痕”在时间里慢慢扩散,直到再也无法弥合。科学是理性的,但科学家是人——而人的心,从来不是可以用公式推导的。
1946年,28岁的杨振宁和23岁的李政道,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相识。两人都是清华出身,皆聪慧绝伦,对物理学充满热情。那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刚刚起步的年代,他们背井离乡、只为追寻科学的真理。杨振宁沉稳内敛、逻辑严密,是典型的理论派。李政道锐气逼人、思维跳跃,常常提出大胆的假设。一个擅长建模推演,一个擅长直觉突破。这样的组合,几乎是天作之合。
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已经在统计力学和量子场论等领域,合作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物理学界注意到了这对“Chinese duo(中国二人组)”,他们的论文常被人提及为“Yang–Lee theory”(杨–李理论)。那时的他们,如同兄弟。杨常称李为“老弟”,李称杨为“师兄”,两人一同讨论到深夜,喝着便宜的咖啡,谈理想、谈宇宙、谈祖国未来的科学。
1951年,他们发表了两篇在统计力学领域的重要论文,探讨了相变理论的数学结构。这两篇论文都意义重大——后来被称为“杨–李零点理论”,在物理学史上地位不亚于他们日后的宇称革命。
然而,从那时起,一个微妙的问题出现了:署名顺序。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是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按理说,李政道(Lee)应排在前面。但杨振宁(Yang)年长五岁、学术资历也略深,提出是否可以在其中一篇论文里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
李政道虽有不满,但当时他对杨仍十分尊敬,便同意了。只是,这个细节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那一刻,原本无间的合作,第一次有了阴影。这件事后来被人形容为“荣誉之争的序曲”——当合作的光辉越盛,人心的微妙便越清晰。
1956年,物理学界正陷入一种惰性思维——人们普遍相信“宇称守恒”,即自然界的规律在镜像反转下不变。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无人质疑的“铁律”。然而,李政道在研究中注意到,已有的实验数据中似乎没有真正验证这一假设。于是他找到杨振宁,提出:“也许宇称并不一定守恒。”杨振宁听后震动不已,两人立刻投入研究。短短数月,他们写出了长达二十页的理论论文,指出:弱相互作用中可能存在宇称不守恒。
这在当时简直是“异端思想”。如果被证明正确,那将是对现代物理的根本性冲击。他们把论文寄给当时最有实验能力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吴健雄经过一系列缜密实验,终于在1957年初宣布——宇称真的不守恒!物理学界哗然。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
中国沸腾了,美国惊叹了。两人被誉为“东方的奇迹”。但荣耀的光,也照出了阴影。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公告与邀请中,按字母顺序列出他们的名字——李政道(Lee)在前,杨振宁(Yang)在后。这原本再自然不过,但杨振宁却提出,希望在领奖时能按年龄排列,由他先行。
在西方的逻辑中,这种要求显得突兀;但在中国的文化中,“年长者为尊”似乎又理所当然。问题是,李政道并不认同这种“礼序”。他坚持按国际惯例办事。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与李政道的妻子秦惠出面调和,李政道勉强同意让杨先领奖。
这件事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对李政道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上的顺序,而是一次人格上的“被压制”;对杨振宁而言,这是他应得的尊重与地位的象征。领奖台上,两人笑容依旧,但那已不是并肩而立的兄弟,而是隔着一层礼貌与冷漠的同行。
1957年之后,两人虽然在名义上仍维持合作,但感情早已裂开。真正的决裂,则发生在1962年。这一年,《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由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撰写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回顾了“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过程。文章中,多数时候提到的是“李–杨”,而且文字叙述似乎更强调李政道的主导作用。
杨振宁读后极为不满,认为文章“有失公正”,模糊了他在理论构建中的核心贡献。他希望能修改文字或在再版时调整顺序。李政道则认为文章本身并未署名,也只是第三人叙述,不必过度反应。两人因此陷入激烈争论。曾经那种科学的讨论,变成了指责与防卫。杨振宁认为李政道“默许了不公正的叙述”,而李政道反驳杨“太在乎虚名”。几次通信之后,双方彻底冷却——不再合作,也不再往来。一段伟大的科学友谊,就这样断裂。
他们的决裂在科学界引起巨大震动。曾经的“杨李组合”分道扬镳,成为物理史上的一桩奇案。之后的岁月里,杨振宁继续在理论物理领域发光发热,在杨–米尔斯场论等方向取得了更深的成就。李政道则转向实验高能物理,培养了一代学生,也在学术界独立站稳脚跟。
但他们的关系,再无交集。在无数国际会议上,他们总被安排在不同的会场。媒体偶尔问起,他们都只淡淡一句:“过去的事了。”其实,两人都无法真正释怀。杨振宁晚年曾感叹:“科学的合作,需要的不只是聪明,更需要宽容。”李政道则在一次演讲中意味深长地说:“科学发现属于全人类,但人心,却常常比宇宙更复杂。”
时间是最好的冷却剂。到了21世纪,两位老人的生命都进入黄昏。2003年,李政道的妻子秦惠去世,杨振宁亲自送花圈致哀。这被外界视为他们关系缓和的象征。几年后,在一次纪念“宇称不守恒”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杨振宁和李政道罕见地同台出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微笑握手,闪光灯此起彼伏。虽然没有多言,但那一握,像是穿越四十年的冰层。
2024年8月4日,李政道在旧金山家中辞世,享年98岁。杨振宁寄去挽联:“政道兄千古,合作永铭心。”人们忽然意识到,那段纠缠半世纪的恩怨,其实从未真正消散——只是化入了岁月的尘埃中。
回望杨振宁与李政道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科学的辉煌,也看到了荣誉背后的人性纠葛。科学追求真理,但科学家终究是人。他们会计较署名,会在荣誉面前感到不平,会因为一句话、一篇报道、一个顺序而耿耿于怀。但这并不羞耻。正因为他们是人,才有热情、才有执着,才有那种要去撼动宇宙法则的勇气。只是,人性的锋芒若不被时间打磨,也会割伤最亲密的伙伴。
诺贝尔奖章仍闪着金光,但世人更愿记住的是——在那段历史里,中国的两个年轻人,凭借智慧与信念,让世界看见了东方的科学之魂。至于谁先领奖、谁名字在前,在宇宙的尺度里,终究不过是尘埃。他们都已证明,科学可以超越国界,却难以超越人心。这,才是杨振宁与李政道故事的最深悲剧——也是最令人唏嘘的人性真相。
是否理论物理建立在一个太为原始的模型上,用数学物理把一个理论带到艺术水准上来炫耀? 所以我质疑它的真伪性。
這兩位大儒為何反目為仇。
一生老死不相往來。
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两篇文章,合作者各挂一篇一作,皆大欢喜。而且统计物理是杨的领域,李博士期间是搞天体物理的,很明显是杨带进这个领域的,一人一个公平合理。而李自己的回忆里,却对此耿耿于怀,以至于而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杨合作。这里面有青年时代的李,利用字母顺序打自己小算盘的痕迹。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不过确实埋下了后来裂痕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