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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笔邻。
在中国现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总有一些人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嘴，替权力涂脂抹粉、添香加彩。他们的文章看似高深莫测、理论宏伟，实则不过是将执政者的政治口号换上一身学术外衣，再端上去当“世界独创”。而林毅夫，正是这一类人的当代代表人物。
2025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林毅夫的最新长文，标题堂皇得让人忍俊不禁——〈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他在文中称，习近平经济思想解决了“西方经济学未能解决的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兼容问题”，还宣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西方无法企及的“奇迹”。这样的论调，换成旧时代的说法，叫做“普天同庆，万岁万岁万万岁”；换成今天的网络语言，那就是——“笑掉大牙”。
林毅夫何许人也？在中共官媒的包装下，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在历史的真实背景中，他的履历却远不如此干净：原名林正义，出身台湾金门，年轻时是蒋军军官。1979年5月，他在金门驻防时，趁夜从小金门岛游水叛逃到厦门，撇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这样的“家国担当”，足够写进叛徒教材。
那一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政策对外释出善意，对这种“投奔祖国怀抱”的叛逃军官，既当政治筹码，又当宣传样板。林毅夫被中共当成“和平统一”的活招牌，送进北大经济系，后来公派留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深造，再转入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本应让他具备独立批判的精神，但回国后，他很快学会了另一套更“高超”的本领：用学术语言为权力背书。
林毅夫回到北京大学后，凭借海外学历与政治背景，很快爬上学界高位。他主持成立了“国家发展研究院”，表面是智库，实际上是政策包装厂，专门将中共的经济决策加工成“理论成果”，再端上国际舞台展示。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个人学术判断逐渐让位于政治忠诚。
这种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他长期担任“新结构经济学”的鼓吹者。这一理论名义上是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实质是为中共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辩护——在林毅夫的语境中，政府永远是“有能力引导市场的智慧之手”，失败的项目是“必要的试错成本”，经济下滑是“结构调整的阵痛”，哪怕房地产泡沫破到天上去，也能被他解释为“长远优化”。
到了2025年，他的“理论服务”更是登峰造极。面对习近平时代的经济困境——房地产崩盘、外资撤离、青年失业率惊人——林毅夫的文章依然充满“奇迹”“跨越式发展”“全球引领”之类的字眼。他在最新文章中称，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因为它不仅调整生产关系，还推动生产力“边界拓展”；强调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打破了西方的“线性教条”，走出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如果这是在课堂上，他的学生大概会问：“老师，数据呢？”但在《人民日报》上，不需要数据，不需要实证，更不需要逻辑，只需要豪言壮语与政治正确——这才是御用学者的生存法则。
林毅夫的生涯，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位历史人物——郭沫若。郭沫若早年是革命诗人，文学才子，曾为民主与自由呐喊；建国后，他迅速转型为毛泽东的“御用文人”，写下无数溢美之辞，甚至称毛为“爷爷”，写出狗屁不通的诗歌，把个人尊严彻底献祭给政治效忠。郭沫若的晚年作品，在文学史上常被当作谄媚与堕落的反面教材。
林毅夫与郭沫若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曾有机会走另一条路——郭沫若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诗人，林毅夫也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但他们都选择了放弃批判精神，转而以才华换取庇护。他们的文字与学术，不再是探索真理的工具，而是为权力制造幻象的器械。
有人或许会说，林毅夫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政治挂帅的文章，有什么大不了？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御用文人，最大的危害并非言论本身，而是用学术权威为谎言背书，让错误的政策披上“科学理论”的外衣，从而延长它们在现实中的生命。
当林毅夫说“脱贫是奇迹”时，他不会提及大量被挤出统计口径的低收入人口；当他说“跨越式发展”时，他不会谈到沿海工厂倒闭潮和内陆城市的财政枯竭；当他说“市场与政府作用兼容”时，他不会承认企业家因政策不稳而集体逃离的事实。
这种选择性失明，比普通的谎言更可怕，因为它来自一个本应懂得数据与逻辑的学者之口。一旦这样的言论成为主流叙事，公众就会被引导去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只是“阶段性阵痛”，所有的失败都只是“战略调整”，所有的现状都比过去更好，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先进。
林毅夫的个人经历，本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复杂的政治故事：从蒋军军官到北大学者，从西方训练到中共御用，跨越的是两个制度、两种文化、两套价值观。遗憾的是，他选择了最安全、最有利却也最堕落的一条路——彻底将自己的知识资本投入政治效忠的市场，换取无尽的荣誉与权力的青睐。
他最新的文章，不过是这条道路上的又一次自我证明：当一个学者不再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取悦于权力，他的文字就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谎言；当一个社会用这种谎言来指导经济与政治，它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郭沫若的时代，御用文人的谄媚至少还留在纸上；林毅夫的时代，这种谄媚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国家最高喉舌，被包装成“科学理论”，甚至进入教科书影响下一代。这样的学术与文风，不仅贻笑大方，更贻害百姓，贻害国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御用文人的名字，也许会短暂闪亮，但最终都将与他们所服务的谎言一同沉没。而林毅夫，已经在这条下沉的船上，驶向与郭沫若同样的终点——被后人当作谄媚与学术堕落的反面教材，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 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对林毅夫伪理论家和伪经济理论批判最有力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