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当“规矩”密布成网，“方圆”就变成了牢笼。国家的治理结构，从来都是权力、责任与自由之间的拉锯游戏。而当权力的一端重若千钧，自由的一端便轻若鸿毛。

 

中国人口约14亿，正式在编警察约200万，警民比例为1:700左右（即千分之1.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85（即千分之3.5）。若单看这个比例，似乎中国的“警力”偏低，不足以构成一个“警察国家”。

 

一旦将辅警400万算入，再加上武警66万、基层网格员数百万（估算不少于300万），总维稳人员突破了千万级别，即每140人中就有一名“维稳力量”，远高于任何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密度。而这还不包括那些以“志愿者”名义，参与社会管理的老年巡逻队、红袖章、保安与社区管理者等“灰色力量”。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复合式维稳系统，警察是骨架，武警是肌肉，网格员是神经，而整个社会的表皮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治理触角”。

 

 

要理解中国警察国家的底色，不能不提“网格员”。这个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岗位，其实是新时代中国最底层的“政治细胞”。网格员并非公务员编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志愿者，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政策触角”。他们肩负的信息采集、政策宣传、矛盾调解等事务，表面是“服务”，实质却是“监控”。在他们的笔记本、手机App中，每一个人的职业、健康状况、亲属关系、思想倾向、宗教信仰，甚至是否爱看“敏感公众号”，都被“入档”。

 

这一制度源于1960年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解决阶级敌人”，如今则演化为“依靠基层治理控制社会动态”。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广该制度，并将其信息化、系统化、制度化，网格员成了“数据时代的红小兵”。

 

在2020年疫情期间，这种制度首次“全面实战化”运转。网格员可入户、拍照、上报，甚至决定一个人的行踪与自由。他们不仅记录你发烧没有，更记录你是否“配合政府工作”。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而是服务权力的神经元。

 

与网格员的“隐秘性”相比，武警的存在则更具“强制性”和“压迫性”。武警部队曾隶属于军队系统，后转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职责包括反恐、暴恐处突、要人警卫、重要设施保卫等。这支拥有66万人规模的武装力量，实则是中国的“皇城近卫军”，其真正用途是“保政权”而非“保社会”。2011年乌鲁木齐事件、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武警频繁出动、部署，其部署并不以“保护人民”为核心，而是防止社会“失控”。

 

换句话说，武警不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是“压制公民的第一道铁墙”。当西方警察被要求承担“守护自由”的角色时，中国的武警系统，则更多承担“捍卫稳定”的任务——而在中国，“稳定”的定义永远是由执政党决定的。

 

除了人力，中国更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子警察”系统。据统计，中国部署了超过5亿个监控摄像头，每千人摄像头数量为全球第一。人脸识别、步态识别、声音识别、AI预测分析等黑科技，早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治安维护”，进入了“行为预测”与“潜在预警”的层面。

 

这些系统的建立，借助的是以“天网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化监控体系。它不仅用于识别通缉犯，更用于监控访民、维权人士、宗教活动参与者、言论稍有出格的普通人。早在2018年，《纽约时报》便报道称，“在中国，算法正在决定你是否值得信任。”谁定义“值得信任”？毫无疑问，不是宪法，不是法律，不是公民自己，而是党委、政法委和警察。

 

中国式“警察国家”的背后，并非出于治安需要，而是出于政权安全的逻辑。这种模式在政治社会学中被称为“维稳型治理”（Stability Maintenance Governance）。在这种逻辑下，治理的目标并非“人民幸福”，而是“系统稳定”；优先级不是“权利保障”，而是“潜在风险控制”；治理手段不是“制度法治”，而是“情报压制”。

 

“维稳”从来就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每年中国财政支出中“公共安全支出”（俗称“维稳预算”）接近甚至超过军费，便是最直观的例证。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不是把钱花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而是全用来雇保安、装监控、买防盗门，且还以此为荣。

 

“警察国家”的第一受害者，是自由本身。信息自由、言论自由、隐私自由，皆在高密度维稳系统下逐渐萎缩。当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自我审查，社会就进入了“寒蝉效应”。其次是法治的空转。在中国，警察体系不仅负责“执行法律”，还被赋予“维稳判断”的权力。当“是否有损稳定”成为比“是否违法”更优先的标准，法治也就变成了工具性的道具。

 

更严重的是，社会信任结构的塌方。普通人不再信任彼此，因为不知道谁是网格员，谁在上报信息；年轻人不再相信制度，因为知道“好好说话”也可能被喝茶。一个维稳型社会最终将沦为一个原子化社会，人人孤立、人人谨慎、人人沉默。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当一个政府放弃了通过说服来达成秩序，就只能诉诸于强制。”中国警察国家的成因，是政权长期放弃与民间的协商机制，转而依赖高压体制与技术治理。警察国家可以压住不满，却无法制造认同；可以掩盖冲突，却无法解决问题。正如一台高转速的发动机，看似稳定高效，实则内伤累累，一旦压强过载，爆缸是唯一的结局。而中国，如今正坐在这台高速运转、压强满格的“维稳机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