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敌台——《小城故事》4

2022年广州白云法院出了一份判决书：

……被告人张某皓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这份判决书，唤起了小时候“偷听敌台”的一段经历…..

 

广州数百公里开外的一个小县城，文革末期。当时，电视是稀罕物，而报纸是奢侈品，单位才订阅，个人只能靠收音机去关心“国家大事”。

 

家里唯一的一台熊猫牌台式收音机，是父亲的挚爱，每晚8点整，父亲总是雷打不动地守在收音机旁，认真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除了“团结紧张”之外，军人出身的父亲也有“严肃活波”的时候，那就是听京剧，但听来听去，不是《沙家浜》，就是《红灯记》，听得家里所有人都能哼几句。

 

 

我好奇地问父亲：收音机怎么会说话？父亲回答：因为里面有个小人儿。

 

为了找出收音机里的小人儿，我开始鼓捣父亲的宝贝收音机。几年下来，一直没找出里面的小人儿。但却把收音机如何使用弄了个滚瓜烂熟。

 

那时的收音机只有中波AM和短波SW，根本没有调频FM一说，更不知道什么叫立体声。收音机可以收到几个电台的节目，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然是中波了，但中波听多了会腻，所以转到短波，短波里节目很多，但噪音很大，声音时有时无。

 

记得那是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父母都去党校学习了，我偷偷溜进他们的房间，准备将短波里的所有节目好好地听一遍。夜深人静，墙外有耳，我尽量地将声音跳到最低，因为我早就听说，收音机里面有“敌台”！

 

突然间，我听到：这是“自由中国之声”…..这是敌台！自由就是敌人！我登时吓得手有点发抖，但是，播音员的声音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和平时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硬邦邦的语气相比，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我被这个声音吸引住，只想一直地听下去。遗憾的是，这个声音时断时续，有很多的背景噪音。作为有着政治觉悟的少先队员，知道这是我军对敌人的干扰，为的是让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问题是，我实在很想知道敌人的阴谋是什么。

 

突然间，我听到电台在呼叫：“某某某同志，你发送的消息已收到，现在请接收消息 3324 3332 4471 ……”这是代码！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特务！我吓得心跳加速，恨不得将这个特务揪出来！广播节目通常由：“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作为结束语，之后就鸦雀无声了。

 

之后的几个晚上，我都兴奋地溜进父母的房间收听这个电台。电台上称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和我们电影上看到国民党军对我党我军的称呼完全一致，不过，父亲是“共军”我没意见，但叫他“共匪”我就不太乐意了。通常，电台在节目中还会重复播报一个香港的联系地址，让“革命群众”踊跃写信联系他们。这点我倒是十分好奇，台湾也喜欢“革命”？

 

这种惊心动魄偷听敌台的日子在父母完成党校学习回家后就结束了。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自然不敢告诉父母。但我仍然有点做贼心虚，父亲看我有点异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连忙说没有没有，跑去写作业。

 

但我一直惦记着收音机，惦记着收音机里那美妙的声音……又一个晚上，趁父亲晚上出去学习的时候，我又溜进了他的房间偷听。

 

我听得入了神，充满了好奇，电台上说的所有东西，很多我不知道，和我平时听到的完全相反…..突然，我发现父亲站在了我身后！

 

我登时吓得六神无主，魂飞魄散。慌乱中我赶紧将频道转到下一个，假装在调节目。父亲竟然一句话也没责怪我，只是轻描淡写说道：那是敌台，不能听，换个台。然后，让我早点回房间去睡觉，明天还要上学。

 

我就此收敛，不敢偷听敌台。不久后，又听到一则传闻，说市水产公司的一名干部，因为偷听敌台，还写信给香港，结果被公安局抓了。听了这个消息，我吓得更不敢再偷听敌台了。

 

再次偷听敌台已经几年过去，进入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时候我早已明白为什么永远抓不到收音机里的小人儿，但却搞不明白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时最流行的敌台，就是美国之音。美帝是敌人，所以美国之音也属“敌台”之列，这个敌台，令人耳目一新，天下大事，无所不有，大事小事，包罗万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告诉我们什么才叫新闻，而不是喊口号，表决心。奇怪的是，这个电台几乎不受干扰，没有噪音，可以清晰地收听。

 

我成了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除了新闻，除了音乐，还有是为了学英语。当时学校有英语课，而美国之音有个节目《英语900句》，正好可以作为课外辅导，练习英语听说。父亲对此大力支持，凡是《英语900句》节目时间，收音机就完全属于我，父亲的房间也属于我，任何人不得干扰。

 

多年之后，朋友聚会时，都会聊起小时候偷听敌台的事，后来才发现，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有小时候偷听敌台的趣事。除了“自由中国之声”“美国之音”外，还有BBC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日本NHK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我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了吸引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不少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有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向年迈的父亲坦白交待了我小时候偷听敌台的事，我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追问和责骂我？他笑了笑，说：人皆有好奇心嘛。然后，他也向我坦白了一件事，说当时林彪出逃后的第二天，国内内部还没通报时，他就知道此事了，消息来源就是美国之音。我愣得说不出话来，林彪出逃是1972年，就是说，连父亲这种老革命，也一早就在偷听敌台！

 

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已经没有“偷听敌台”罪，但却有了“翻墙”罪，谁要是翻越防火墙去浏览外网的信息，会犯下“偷窥信息罪”。声音不能乱听，信息不能乱看，历史像个圆，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