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做饭的这位大嫂,只见她起身擀面,伏身翻饼,伸手续火。在几起几伏之间,十几张大饼分给了十几个麦收人。他们就着特制的花花菜,吃得心满意足。由于锡族饼好吃易学,也是我家在新疆时的主食。我猜想,这种饼可能是他们在迁徙的途中,受条件限制才发明出来的吧。
吃完晚饭,累极了的收麦人就到里间热呼呼的大炕上,不分男女,头里脚外,一字排开,沉沉地睡去。
我还跟他们学会腌制花花菜。秋天,把韭菜、白菜、辣椒、萝卜、芹菜、黄萝卜等洗好晾干,切丝加盐搅拌,摁在缸里或坛子里密封,二十几天后就可以开封食用。只见红白黄绿相间,吃起来清脆可口。就是这种腌菜,帮我们家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严冬苦春。
锡伯族中有些家庭的称谓也很奇怪,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小男孩叫他妈妈为姐,问其原因,说是他们的祖先受人迫害,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这样不按辈份叫,久而久之就成了习俗。现在,恐怕这种习俗已没有了吧。
锡伯族人行的是一种屈膝礼。两手按着膝盖,身子微微下蹲。学生曾给我行过这种礼。
如果一个锡伯族姑娘嫁给外族青年,不问是姑娘的家人还是族人,都感到脸上无光,心情不畅。如果一个锡伯族青年娶了个外族姑娘做新娘,就像英雄归来一样引起轰动。他们就用这种本能方式壮大自己的族群。
人生一段,历史一瞬。每当想起和锡伯族人相处的日子,总会暖意泛上心头,笑意飞上嘴角。
八乡学校是个小型学校。总共六个班。最高的班级是初一,而且只有一个班,其余都是小学。学校没有食堂,没有宿舍。我带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开始住在别人家里,很不方便。后来借钱买了一处二手房,三间。
房子不多,院子不小。有一亩多地,家家都是这样。原房主开了两分地的菜园,其余种的是玉米。我又在园子四周种上向日葵。
如果家里有老人,如果祝能在八乡工作,我就会永远留在八乡,可就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孩子。
奶牛场离八乡较远,如果走大路,有两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走小路要过一大片沼泽地,还要趟过一条河。
祝不常来。为归还买房子的欠款,祝又买了头小猪让我喂。为了安全,我又养了条大黑狗。
我要备课、上课,还要批改作业。两个孩子,一头猪,一条狗,还有一亩多地的园子。别提我有多难。
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两个片段:每天早晨,我抱着作业夹着课本,边吃边跑。两个孩子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大黑狗摇着尾巴跟在孩子的后边。我踩着铃声进了教室,两个孩子来到教室门口,一边一个坐在地上玩。而那条黑狗径直的跟我进了教室,在课桌间来回串一圈,就跑走了。
同学们对狗习以为常,影响不了他们的注意力。有的同学只是伸手抚摸一下,又专心听讲了。
辣椒开花了,茄子打杻了,西红柿垂了下来,豆角爬上架,都需要水的滋润,每隔一天就要浇一次水。
那儿没有集市,吃菜全是自给自足。
傍晚下课后,带着孩子急急回家。抱柴草,做锡族饼,烧奶茶,捞点腌制的花花菜,让孩子们先吃。我要烀猪食。烀的差不多了,把余下的柴草打扫干净,把炉门堵上(怕失火),拿上一张饼,包上点咸菜,找着手电筒,扛上铁锨,嘱咐孩子们看好家,顺着灌溉沟向上游走去。
大约两里路的路程,就到了灌溉渠,在灌溉沟和灌溉渠相连处扒开一个小口子,水就顺着水沟淌过来。我扛着铁锨跟着水走。
天黑了,用手电筒照着,随时准备堵住通往别人家的灌水口。
水来了,还得在自家园子里折腾一阵子。不知三岁多的儿子是渴了还是困了,坐在门槛上哭。我根本顾不上他。他哭着哭着,没声音了,我以为他睡着了。抬头望去,原来他用一只手拿着电筒照着,用另一只手去捏趴在他大腿上,已喝得涨鼓鼓的蚊子。我又心疼又好笑。可顾不了他。
园子浇好了,我还要去上游堵上水源口,还要去喂早就饿得“嗷嗷”叫的猪。锅没刷,碗没洗,还有一大摞作业没有改。女儿已经趴在凳子上睡着了。
这样的生活如果再坚持两年,我准会累得爬不起来。
以前浑浑噩噩的不觉什么,现在回忆回忆,就恨起祝来。他从没浇过园,从没把孩子带走让我轻松一天。他半月才来一次,来后还要我端茶送水服持着他。
在八乡工作了一年多,我调回奶牛场。虽说恋恋不舍,可没办法,我太难了。
回奶牛场后,我到连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 至5年级,每班20多个学生。桌子是木板搭建的,凳子是水泥和石头垒砌的,同学们都很用功。
我们共有7个老师,开了五门课程。我还是教语文。我的拼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八乡,身累心也累,回奶牛场后,身体不累了,心累。
王义酝酿的那块乌云还没散尽,流言蜚语还在蔓延,无意中得罪了谁,谁就会旁敲侧击,含沙射影。这样的事你又不能去解释,不然会越描越黑。
忍,极力地忍。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上,都用在学生身上。
我也曾反抗过,和一个说我不要脸的人狠狠地闹了一场。结果失败了,很惨。
1976年9月9日这一天,我去场部寄信,太阳已偏西。新疆时间大约三点钟,广播喇叭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响了,传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低沉、悲痛,是乎还有点慌乱的声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治丧委员会名单……”
说实在的,听到广播时,既不悲伤也不难过,只是震惊。可笑的是,当时还有点杞人忧天:中国怎么办?会不会乱?不过,这想法一瞬而过,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能管的事。
第二天召开全场追悼大会。场部连夜扎了无数花圈。来场部开会的各连队也带来不少,花圈占了会场的三分之一。
会议的程序已忘了,只记得在低头哀悼时,我们连那个好装疯卖傻的老太婆突然躺下身子,一边打滚一边哭嚎起来:“毛主席呀,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那些毛选积极分子们也随之嚎啕。虽说有做戏的成分,但,哭声还是传染给了别人,和我并排站着的是个年轻人,家庭成份不好,刚打扫完厕所回来,我低着头,看见他的泪把他脚下的浮土都砸出一个坑。当默哀完毕抬起头来,发现站在我前边的那个右派耸动着双肩还在哭。
出身不好的人哭,我理解,他们既不是演戏也不是表忠心,而是借此机会发泄下平时连哭都不敢的委屈。
当时,我也想哭,我想我的母亲。我遏制着哭声,堵得我好难受,开完会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痛哭了一场,心里才好受些。
听说花圈不让烧,要“集中保管,等候处理”我们场集中放在场部的一间库房里,锁上门等候通知。
在伊犁地区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城,农垦61团场的所在地,大年初一的晚上,在电影院里,却发生了因小孩玩鞭炮点着了堆放在电影院里花圈而使694人丧生的惨剧。
这一惨剧直到现在各大媒体都没公开报导过。
这段说明她心智成熟了
“烀猪食”的这个烀都不认识呢,是啥意思?蚊子那段也写得特别有意思。赞好文!
毛主席去世那段寥寥几笔就用哭一件事写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复杂感受,堂姐好文笔!堆聚的花圈酿成了这么多无辜生命的丧失,骇人听闻。继续跟读,听堂姐下回细说。谢谢梧桐兄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