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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困战幸存者远藤誉5岁时的照片。她在1953年随家人回归日本，现为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她的一生几乎都活在围饿长春时的阴影里。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卡子》。（远藤誉提供）
在长春城的记忆里，有一段异常黑暗的历史。 累累白骨之上，浮动着饥饿难耐的绝望。 七十七年前的凄惨，挥之不去，成为永远的噩梦。
2006年6月4日，吉林省《新文化报》刊登了一篇报导──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发现大量骨骸：“（本报讯）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4天，怎么也有几千具！2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的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饿殍之战
1948年的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部分，始于1948年5月23日，终于10月19日。当时，中共的东北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军队守卫的长春城，实行“粮禁入”、“人禁出”，造成十多万平民饿死的惨剧。因此，长春一役也被称作“长春饿殍战”。
1948年3月13日，在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四平后，长春成为共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岛。自5月23日起，解放军切断了长春的空中运输，开始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6月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要求断绝长春与外界的交通和一切商业关系，禁止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物资流入长春，切断守军的外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要求“必须”断绝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
由于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但是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有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段克文还提到，当时城里传闻，有一名共军的连长，因为看到不准放人的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而自杀身亡。
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饥民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10月20日，郑洞国率领的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中共夺取了长春，代价是十多万平民的惨死。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时任长春市民政厅长兼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提到，围城期间，长春市民因饿、病而死的共达12万人。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人间地狱
当年守卫长春的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劫后余生的人后来回忆在“卡空”里的日子说：“吃的是草和树叶，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
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6月27日，他写：“有很多徒步赴沈（阳）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来。听说还有许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这面不让进，那面不让走，没有吃的，饿都快饿死了。”在7月1日的日记里，他写：“苗太太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声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一天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蜂拥抢购。段克文带人去查看，卖的竟然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去毙了。但杀了一个杀不了两，人吃人还再蔓延。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就在那年八月，段克文的夫人和儿子因为家里断粮，也曾经到真空地带（即“卡空”）待了几天。他们逃不出去，只得返回，母子两人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无言。后来，儿子对段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尸臭难闻，真吓死人。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道：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通信员和团长吴子玉进去看时，锅里还剩条大腿。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狗已经被人吃光了。”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导了长春难民的凄惨情形：“（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
日本妇女远藤誉，婚前姓大久保，1941出生在长春，七岁时亲历围城，哥哥和弟弟都活活地饿死。之后，她见证了中共夺权后最初几年的政治运动的疯狂。1953年，远藤与家人返回日本。然而，童年的阴影，让她刻骨铭心。1984年，远藤在日本出版了《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回顾了长春围城的苦难，引起国际关注。2014年，此书中文版由台湾乐果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其著作英文版在美国问世。
1948年围城期间，中共军队用双重铁丝网将长春城围起。“卡子”是用铁丝网钉在木桩上的木栅栏，同时指被两层铁丝网圈住的地带。当时，许多想要寻找活路的长春百姓，因为共军不准离开，就陷在“卡子”区域，倒毙在地。在“卡子”里，尸骨成堆。
2016年8月，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远藤誉。报导中引述远藤的回忆说：当年，“饥饿令全家从吃酿高粱酒剩的酒糟开始，到吃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上到处可见饿死的尸体和撕吃尸体的狗”。
“1948年9月20日大久保领着最后留在长春的约九十名日本人步行抵达‘卡子’──共军围城的双重铁丝网之间区域。一行人穿过腐尸、干尸遍地的难民地带，摸黑找到一块尸体较少的地方睡下，次日醒来发现睡在尸骨上，身边就有伸出地面的死人手臂。一望无际的尸体和难民，近处有啃人骨的成人、把血当奶舔的婴儿……”
《卡子》在90年代被译成中文，可是，这本书却不能在中国出版。几乎所有出版社都以“过于敏感”而婉拒洽谈。远藤誉说：“中国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怀着无以名状的悲痛，想播撒真相的种子来建造纪念卡子的墓碑，为牺牲者们镇魂。中国人民也有权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并记取教训。”
恐怖的余波
1989年，大陆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出版了描写长春围困战的《雪白血红》。该书涉及强制动员参军、围城饿死大量平民等事实，发行后引起轰动，热卖10万册。可是很快，此书被禁，原因是“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此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被关押了23天，张正隆被关押了一个月。2002年，《雪白血红》在香港出版。
张戎夫妇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引述中共大将粟裕的话说，利用饿死平民百姓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此后在“若干城市采用”。
在《长春饿殍战》中，杜斌写道：“一名76岁的长春藉老兵王钧儒（译音），曾经是参与困饿长春的10万军人之一，他现在悔恨当初追随中共将数十万难民饿毙。关于共军为何要将难民们饿毙的问题，他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说：‘我们得到军令是，他们（难民）是敌人，他们必须死’。”
长春的夕阳，令远藤誉一生难忘。与金色的余晖一道嵌入记忆的，是无辜死去的生命和撕扯人心的哀号。还原真相，讲述十几万冤魂的痛楚，让悲剧不再重演。中共泯灭人性，践踏生命，血溅历史。中共的存在，是中华的耻辱。
参考资料：
张正隆：《雪白血红》，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2年
川人：《历史上真实的长春围困战》，看中国，2012年4月1日
赖子恩典：“中国人长春围困战：比南京大屠杀更残酷惨烈”，2013年4月30日
歌篮：《日本学者笔下的死城──共军包围长春惨案》，美国之音，2016年8月23日
歌篮：《日本学者遭遇新中国诞生前后之精神苦难》，美国之音，2016年8月31日
杜斌：《长春饿殍战──中国国共内战最惨烈的围困》，白象文化，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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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让你决定写《长春饥饿围城》这本书？你是如何找到材料的，它们很难获得吗？
杜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它与南京大屠杀有很大不同，因为在围城期间，数十万中国人饿死了，所以我在研究和撰写这本书时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其实我想弄清楚一件事：为什么为了夺取政权，要饿死几十万人？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饿死的。到底有多少人死了？这是谁的责任？谁应该为这一页历史承担罪责？
杜斌花了10年时间为他的书《长春饥饿围城》进行研究。
我觉得我在写这本书时愿意承担一些风险，以便让我停止思考发生的事情。既然知道长春发生了什么事，不写就谈不上，然后天天想。我担心得晚上甚至睡不着觉。就好像我看到我的朋友失踪、被捕、被判刑一样。我保持沉默，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为他写文章。我没有为他大喊大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会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尴尬。我有相机，可以写字。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感到羞耻。我能做点什么，我也会做点什么。
杜斌用了10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长春的书
信息很难找到。我花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研究和撰写这本书并收集信息。在一些卖旧书的网站上，我每天晚上都搜索“1948年长春”“长春围攻东北野战军林彪”等关键词。一旦找到相关书籍，我就会立即购买。
我写完了关于长春的文章，并尽力弄清楚，这样我就可以忘记长春了。只有在忘记之后，我才能继续前进，做其他事情。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暂时，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记者：在《长春饥饿围城》中，你用编纂日常活动的方式来描述史料。为什么？
杜斌：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内心感到痛苦，因为我无法自由地写作。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加入我自己的情感。经过反复的挣扎，我终于决定，每一份证据都要说几句话。在没有证据的地方，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想确保书中的每个段落都有其来源，每句引文都有其来源。
最后，我决定用日记来展示这个故事：某一天中共军队在做什么？蒋介石的军队在干什么？住在长春的人们在做什么？住在长春城外的人在做什么？还有，蒋介石在干什么？毛泽东在干什么？高级指挥官在做什么？我只是希望人们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些细节。
其实我在书中用到的一些材料，或者应该说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来自官方出版物以及内部信息。内部信息不是国家秘密，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二手书处理的，是我收集的。
记者：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杜斌：1948年，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天津易事报》上，有一篇关于数以万计的东北难民的文章。他们没有东西吃喝，露天睡在地上。文章旁边是天津读者董安东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表示同情。虽然我不是难民，但难民是我的同胞。我不富裕，但仍然有足够的食物。
其实这篇文章是一块豆腐那么大，只能看到标题，我得在电脑上放大才能看完内容。尽管文本的篇幅很小，但这些话让我感到难过。共产党有没有看到普通人都有这种意识？董安东怎么也想不到，他写的这封信，在68年过去了，还能触动另一个人的灵魂。我有点想哭。
记者：当你谈到在长春写这本书时，你很难找到一个幸存的证人。为什么很难？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杜斌：是的，这非常困难。在长春闲逛时，我绝望得甚至会试着问一只路过的狗：“你知道1948年长春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知道那些幸存者现在在哪里吗？
例如，我想采访一位幸存的老人。初次接触后，我预约了，但后来他说要向负责他的中共单位汇报。我听到后吓坏了。他已经79岁了，但当他会见记者时，他不得不向官员报告。我很害怕，看起来这会很麻烦。如果他们问我的身份怎么办？我没有工作单位。后来，他到单位报到。他属于老战士。他经常和学生和士兵谈论这些事情。他已经谈到了几百次他的家庭。当然，他认为国民党对长春事变负有责任。他心怀感激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救了他。
我想，在很多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比如推特、脸书等平台，外国人都在谈论好玩的事情、喜事，但国人基本上都是难过的：有人因为某事被捕，有人因某事被判刑，这些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在中国不能说，但在船上可以说。我每天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浏览新闻，感到非常难过。
记者：你把书给你父亲了吗？听说他是中共的老党员。
杜斌：是的，他是共产党员，镇党委书记。他读完毛主席的炼狱后，对我说：“读完你的书，我不能出去谈了。安全局局长来看望我父亲。他说：“告诉你的儿子不要写政府害怕的书。父亲说：“哎呀，这孩子够大了。有时他会听我的，但有时他不会。事实上，我父亲非常害怕我所做的事情。他还害怕我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因为年纪大了，父亲催促我结婚成家，生孩子。
后来，父亲病重，我为没能在他去世前回去看他而感到相当愧疚。因为当时我正在保释候审，如果我离开北京，就必须向警方报案。他们保留了我的身份证。我想如果没有身份证，我不可能买到车票......但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我必须做的事情上。我所做的就是写下什么应该留下，什么值得保留。所以，《长春饥饿围城》这本书，献给了饿死的几十万百姓，也是献给父亲的。
我不识字、年迈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仍然每天工作。我买了一部手机，让她给我打电话。她害怕花钱。她没有使用电话。天黑了，她上床睡觉了。她说：“不要浪费钱。她甚至让我过年不要回家，只是为了省钱。
长春饿殍战：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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