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郞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勤于学习,善于自省,变教训为经验,从失误趋成功。勇于开拓,敢于进取,继往开来,谱写新章。巴郞身处环境、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变化之中,耳闻目睹,泘光掠影,感同身受,偶有所得,遂予笔录存之,欲与文友们分享,俟以自娛娛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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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拾旧沙河梦》158。尘埃落定

(2025-01-18 01:08:03) 下一个

巴郎。《拾旧沙河梦》158。尘埃落定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158。尘埃落定

 

重庆两派,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因立场观点不同,引发武斗。随之再因争夺即将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席位,大打出手,动用现代化热兵器,攻城略地,愈打愈烈,不可开交,在炎夏八月达到顶峰。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迁入和建立了一批兵工厂,在文革前开始的“三线建设”中,又经中央批准开始建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重庆武斗中,两派都极力占据各大型军工厂矿,极力抢夺重庆这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把它当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器弹药库。这是重庆武斗规模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67年9月5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九五命令”下达后,重庆的武斗中止了一段时间。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被下令缴枪,但双方都没有执行。

在67年夏秋大规模武斗之后,双方偃旗息鼓,休养生息了几个月。在进入68年后,战火又起,在春夏时分达到高潮。当“文化革命”演变成“武化革命”之后,群众组织也随之发生了再一次演变,此时两派都连横合纵,按工、农、学等界别划分成的全市性大规模组织。

这一阶段,两派群众组织中再无文革初期的“革”与“保”,“造反”与“保守”的区分。民众出于抛头露面争权夺利,或寻求政治庇护,或出于个人恩怨,或随波逐流,在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下,分别加入了武斗的两大派中。大家都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是“新老保”,或是“工纠变种”。自认为立场观点分歧明显,水火不容,“在路线方针问题上决无调合的余地”,只能靠武力来解决。

于是,专门从事武斗的战斗队野战队应运而生。一些原来颇有名气的组织在武斗中被打垮,或遭受重创而名存实亡; 有的则在迷惘中沉寂下去,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而一些原来不大知名的组织,在武斗中因敢打敢拼而名声大振,不可一世。

 

68年4 - 7月,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展露最后的疯狂,困兽之斗。鉴于省市革委会即将成立,所以,此时武斗目的已经十分明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了争夺地盘,争夺对基层单位的控制权,为建立自己一派独掌大权或基本控制大权的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武斗初期的路线之争,到这时已经基本上蜕变为利益之争、权力之争。

于是,血火厮拼的大规模武斗又频繁发生。因为“九五命令”发布,54军和地方驻军置身事外,不再“支左支派”,参与武斗。八一五派人多势众,经历数次武斗之后,打得反到底派溃不成军,被逐出市区。反到底派大批逃亡他乡,得到蓉城八二六派支持,遂占据重庆周围地区县市,继续与八一五派抗衡。

 

1968年5月31日,就在武斗的炮火硝烟中,“新生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成立。重庆两派代表以“对等”原则进入,各有二人在省革委中担任常委职务。

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代表各数十人进入革委会担任了付主任常委委员职务。

7月27日,中央下令,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

7月28日,领袖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宣告了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

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随后,第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一致通过”,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打倒了刘少奇及其同伙,发动文革的目的已经实现,功德完满。文革的重心,应该回到正轨,加快经济建设,以弥补武斗造成的巨大损失。此时,群众组织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革委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派群众组织宣告,自即日起撤销各自的总部。

中央下令制止武斗,给红卫兵运动踩了刹车。要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66 - 68年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全国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2月22日,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老三届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重庆武斗的幸存者,包括席庆生本人,大部分都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对于文革时,重庆所发生的既荒唐又血腥的武斗,许多参与者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毕竟他们也是热血青年,一片赤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在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是想做或在做坏事,而是不怕牺牲,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在献身。正如红卫兵墓园上凿刻的毛主席诗词一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历经十年动乱,文革于76年结束。77年夏天,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运动开始了。这次运动的清查对象是“造反派头头骨干”,和参加过“打砸抢”等暴力行动的人员,即是曾经参与过行凶打人、杀过人欠有血债、搞过破坏、抢夺过国家财产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如过河之鲫,难以计数,于是很自然地,有许多人被逮捕关押了起来。

但由于清查运动的定义很模糊,非常难以界定,几个月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不能追根溯源,触及始作蛹者,也不能彻底地清算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干过坏事的人,都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是因为他们忠于毛主席,是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外,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犯罪,只有一些证据明显的杀人犯和大抢劫犯被抓了起来。

在文革当中参与抄家、破坏历史遗产、毁灭古代文物、焚烧书籍、参加派战武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文革恐怖笼罩全国,导致千千万万的人精神失常、自杀、死亡的高压气氛,都是所谓的人民群众集体做出来的。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参加过野蛮的批斗会,呼喊过残忍的口号。许多人动手打过人,凌辱过受害者。更有甚者,被整的受害者后来也整人,整人的加害者后来也被整。

在清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运动中,忽略“法治”,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调查审判。而是实行“人治”,由新当权派来决定谁应该受惩罚、谁不应该受惩罚,个人的感情好恶往往成为关键因素。有些造反派罪有应得,有些人错轻惩重。还有些罪深孽重的造反派头头却只受到轻微惩罚,或换一个不太如意沒人干的工作,轻飘飘地过了关。

 

写到这里,回思文革硝烟,屈死魂魄,心情分外沉重。成诗一首,引此为本节的结束语:

   “浩劫史无前,巴渝弥硝烟。腥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悲吟诗何在?断简续残篇。挑灯觅字句,凄然萦舌尖”。

 

** 巴郎 备注:上诗乃观梅振才先生在《文革诗词钩沉》自序里,填有的一阙《临江仙》:“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巴郎亦有同感,故冒昧改编。在此向原词作者致谢。若有错讹,巴郞自负文责。**

 记于20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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