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北街四店铺：
人生何处是故乡，店铺四间绕心上。
弹指一挥几十载，回首往事多惆怅。
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非议的有那么重重的一笔，说到重庆沙坪坝又是绝对绕不开的地方。诸多文人骚客对沙坪坝历史地理文化有过了不少笔墨。这里想说的是六十年代与生活休戚相关的，在沙坪坝北街上(从建院大门到全心食品厂进口)的四间店铺。
民以食为天，粮店毫无疑问的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粮店在建院大门右拐几步路街对面。旁边上梯坎就是小崽儿都想进的育英小学。大约六二三年，小学三四年级的我被母亲派去买米。当时还不到十岁，跟母亲说拿不动。母亲笑着说抗五斤总可以吧。说这没问题。这样去粮店成了个人专利。
记得粮店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和旁边的房子连在一起。下面是店铺，上面是住家。买粮食需要粮票和钱，缺一不可。粮店有两个铺面。一边是开票付款的，一边是取粮食的。卖的品种并不多，大米，面粉和一两样豆类，如绿豆什么的。付钱后拿着收据和口袋去取粮食。
售货员先把口袋扎在机器的漏斗口上，然后一按，大米或面粉就进了口袋。扎好口袋往肩上一抗回家。记得教师每月的定量是二十六斤半，全国规定是二十七斤。小孩根据年龄另定。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已经能抗二十斤大米了。
随着文革的进行，就没法独自一人去粮店了。大米供应不足，就用红苕来充数。根据当时的规定，二十六斤半的定量只能买到十斤大米，其余的十六斤半折成红苕。五斤红苕算一斤大米。十六斤半大米就变成了八十多斤红苕。这样就只好和父亲或弟弟一起去粮店抬红苕。
连续好几年都是米少红苕多，天天吃红苕吃到吐酸水。几十年过去了，太太用日本红苕煮了稀饭并说这个好吃。可是吃红苕的阴影至今还在，所以拒绝了好意，让她自己慢慢尽情享用! 就不陪了。
六七十年代，吃肉肯定是一种奢侈。记忆中的肉铺有两个。一个是在重大大门不远的左手边，另一个靠近建院中门，派出所附近。三年自然灾害就不用说了。母亲一如既往的要培养我独立生活能力。除了买米外，买肉也成了光荣任务。通常情况下，母亲把肉票和钱交给我，并且告诉买多少什么样的肉。例如:去买两斤五花肉回来。到了肉铺把钱和肉票往桉板上一放说买什么就行了
经常去肉铺，不到十岁的就学会不少与肉有关的术语，比如，坐蹬肉，里脊肉什么的。六二三年到文革前生活一直比较好。肉铺挂着五六个半片的猪，还有腊肉香肠等等。虽然按规定买肉还是要票的，但供应量比较充足，一斤肉票有时可以买到一斤二两或一斤半。记忆中好像还有高价肉，只要有钱就可以买。 另外，过年过节还有增供肉。卖肉的人态度也还好，不欺负小孩子。
文革开始大约一年后，大家都闹革命去了，没人搞生产。所以物质供应变得非常紧张。每人每月定量一斤肉。也不会多给了。同时，其他副食品，比如鸡蛋，菜油，白糖都开始少。高价肉和其他副食品都没有了。这么一来，大家都要买肥肉，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
此刻就全看运气了。运气好可以买到肥一点的瘦肉。运气不好，买到到一块肚子上的肥肉，俗称肚腩皮。又不出油又不好吃。卖肉的人也成了大爷，特别是卖肉的人知道你是重大或建院的，就是一付爱理不爱理的脸嘴，因学校的工资一般比街道上的高，让人嫉妒。肉铺一下子就变成了战场。
七十年代中，有一次从代课的学校回家。一进门就闻到满屋的肉香。舅舅的好朋友，时任重大工宣队大队长秘书的某叔叔想办法买到了近百斤猪肉。这下好了，熬了不少油还做了腊肉。可以管好一阵子。过年也不用发愁了。
沙坪坝街上的大饭馆在派出所的斜对面。门面不算很大，但厅堂比较深。大约有三四十张桌子。一张桌子配四条长凳。饭馆是没有椅子的。无论年龄多大，都必须坐直吃饭。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饭馆幺师(堂倌)。每次点完菜只见他什么也不写，直接大声地报出菜名。又马上招呼另一桌客人。一会儿菜就上桌子。几十张桌客人，也没见过写菜单什么的，但从来也没上错菜。
幺师可是饭馆的明星呀! 那吆喝声就像春天的风让人感到温暖。那肩上的白毛巾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人赏心悦目。热情招呼，笑脸迎送，这情景终生难忘。
记得常吃的几道菜有烩三鲜，炒猪肝和回锅肉。文革开始后，随着物质的短缺，饭店也开始没有肉了。每天中午开门饭馆有一定量不要票的肉。先到先得。可惜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被正在长身体的弟弟搶去。也不知道端回来的肉中有没有少几块。
百货公司在饭馆的斜对面。旁边应该是全心食品厂的进口。双巷子沙坪坝新华书店对面还有一家比较大的两层楼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和现在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婴儿。但当时还算宽敞。印象中大约比两间学校教室还大一点。除了临街的这一面，其他三边都摆着货柜，中间还有两圈四方形货柜，售货员站在中间。公司进门的左边比右边高两个梯坎。 卖的都是很一般的平时的日用品，比如热水瓶，肥皂，布匹什么的。好像当时流行的三转，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都没有。要到沙坪坝新华书店对面大的那家才有。收音机这一响是否有卖记不太清楚。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生动写照。还有一句是每个家庭适用的: 新老大，旧老二，家里没有老三。所以是不是补老三就不清楚了。家里老大，所以母亲就带我去百货公司买布做新衣服。通常先在百货公司看看布料和价钱，再到对面的裁缝铺量尺寸，然后回百货公司买了布料送回裁缝铺。
随着文革的进行，布票越来越紧张了。百货公司供应的品种越来越少。人们也没有什么好买的。这间百货公司就不知不觉的从脑海中消失了。
沙坪坝正街上除了这四间店铺外其实还有不少铺子，比如建院门口的小饭馆和菜店，派出所对面的糖果店和著名的沙坪书店，百货公司对面的杂货店和旁边的冷饮店。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沙坪坝北街这四间就自然地来到脑海里。或许，普天之下人的最基本需求就是能够吃饱穿暖吧!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小孩子已经成了老头子，早已是物非人非。可记忆中沙坪坝还是故乡。故乡，或许是富饶的，或许是贫穷的。但无论是落寂凄凉还是繁华鼎盛，留下的都是温暖的思念。那里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情怀，有我们生命的痕迹: 风物，街道，店铺 ，人情，饮食。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可是那大米进口袋的哗呐声，那砍肉碴的那一声，那堂倌的吆喝声，和那撕开布匹斯的一声尤在耳边。久久，久久不能忘怀。
后记：
沙坪坝街上(店铺)应该从建院斜对面的小饭馆开始。旁边是菜店，再过是粮店。而且还不是连在一起的。对面街上只有住家。到重大对面才有商店直到全心食品厂进口。这一段是当时沙坪坝最热闹的地方。过了三中侧门，又开始有店铺了。不过，已经不叫沙坪坝，而是叫双巷子了。
文革前，乃至文革初，重庆市城镇猪肉不定量。
三年困难时期猪肉定量。 63年生活好转后肉食敞开供应。好景延续到文革初期直到67年武斗时。武斗后，肉类及其它副食品供应迅速紧张，旋即又重新定量供应。 当时居民每人一斤/月。工厂职工附加半斤/月。当然， 这半斤/月是工厂食堂落实到每个职工的。即食品部门按职工人数将猪肉拨给工厂，由工厂食堂加工烹调好， 开饭前按职工总数均分妥当。每人一张餐卷预先通过车间班组发放到职工手中。 打牙祭的时候到了，食堂附近飘着久违诱人的肉香。 人间亲情也来了：单身职工一人吃饱全家饱；有家的也许顾家丝毫不动，下班带回全家享受；而附近家属也许头天就知晓打牙祭的消息，到点来把东西取走；有酒瘾的也许来一杯，划几拳；还有人骂食堂缺德，区区半斤肉掺许多翘头（按：重庆人称佳肴中的非肉类为“翘头”，如回锅肉中的青椒，葱，子姜；红烧肉中的萝卜，青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