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天翻地覆：
神州大地黑云飞，蛇神四旧砌成堆。
砸碎一切旧秩序，东风西风何以随？
人生中最早的记忆是一个 ‘饿’ 字。那是因为上小学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本以为 ‘饿’ 字是最可怕的，没想到文革初期1966年到1968年的 ‘乱’ 字则更为恐怖。
516通知传达到沙坪坝已经是五月底。读小学的我，正在按步就班地准备升初中考试，主要是作文。根据政治形势，母亲准备了几篇范文，比如：‘怎样学习雷锋精神?’ 等等。心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几个月就过去了。文艺作品，如戏剧电影，会更多地宣传革命精神。日常生活大概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吧! 还在想如果同时考上一中和三中这两所好学校，去哪一所比较好。
随着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而来的是铺天盖地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印象最深的和最吃惊的大字报是有关刘少奇的婚姻问题。刘少奇主席携夫人王光美1964年访问印尼的美好形象还记忆犹新，可大字报却揭露在解放前他为了与年轻漂亮的大学生王光美结婚，抛弃了工农出身的妻子王前。还说在这之前曾经好几次抛弃工农出身的妻子。
震撼呀！这与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完全不合。与平时在课堂上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彻彻底底地颠覆了对革命领袖的认知。难道革命领袖就可以唯所欲为喜新厌旧吗？那，与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这样，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少奇虽然被写了大字报，但北京实在太遥远了。更想知道的是认识的人中哪些人被写了大字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特别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被写。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母亲有几张，是有关工作的。而父亲却一张都没有。现在想来大概和个人性格有关。母亲心直口快又当过教研室主任，免不了得罪人。父亲一直是公认的老好人，不怎么讲话，大概是建院没有被写大字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参加红卫兵组织成为了每一个学生的梦想。红卫兵必须是初中生，而我只是小学生，不够资格。一听说一中招红小兵，小学生即可，立刻跑去报名。但没想到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家庭出身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 。在唯成份论的文化大革命中，血统不正连红小兵都不能参加。天底下又有谁能够选择投胎呢？出身是没法选择的。熊熊的革命热情一下子就被浇灭了，顿时明白了干革命不是自己的使命。在文革中一直都是逍遥派。一生中对政治不感冒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吧。不过回过头来看，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文化大革命就要破除一切四旧，砸碎一切旧的东西。曾几何时，家里植物也成了四旧。一天邻居亚非和我不知道在争论什么问题时，突然发疯似地拿起一根木条说要破我家的四旧。接着噼里啪啦地把两盆仙人科植物打得稀巴烂。说是仙人科植物不革命。
母亲回来看到问是怎么回事? 告诉她说亚非非要说植物也是四旧。母亲苦笑了一下说，他说是就是吧。在那个年代，连小孩子都如此疯狂，那, 还有什么人不疯狂呢!
花花草草是四旧，那石桌石凳也是四旧,花园本来是学校的门面，平时都是有花匠精心打理，可文革时却一片荒芜。你们不喜欢四旧，可我喜欢呀！就约了人去花园把石桌子和四个石凳子滚回家。石桌子好几百斤重，只能立起来滚。一不小心就会伤人。花园到家即要下坡又要上坡。不到12岁，现在想来都想不出来是用什么样的革命激情来完成这一壮举的，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文化大革命中，建院最大的走资派当然是石院长(石昌杰)和牛助理 (牛富海)。但在小孩子心中他们还是石伯伯和牛伯伯。记得文革前去办公大楼前面玩耍时，看见我就会逗我一下，大概因为是教职员工子弟中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文革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和牛伯伯的儿子玩得不错，天天放学后泡在他家里。
文革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写了不少大字报，也被打到了。大字报是有关政治问题的，小孩子才不管那么多政治。一次去建院中门挑煤球，看见他们和一队牛鬼蛇神戴着草帽挑着粪桶从旁边走过。天气非常热，粪桶一定很臭。顿时觉得好可怜。想表示一下，又不敢说什么，只好悄悄地做了个笑脸。也不知是否被看到。八十年代初从教育局调出是牛伯伯(重庆市教育局长) 签的字, 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
66年秋天的革命大串联带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第一个是上海红卫兵孟欣，是父亲大学好友孟孃孃于伯伯夫妇的儿子。根本就不是来搞革命串联的，而是借口来重庆玩的。因为受 ‘红岩’ 这本小说的影响，一放下行李就要去磁器口看看小說中华子良接头和买菜的地方。之后，又赔他去了小说中提到的所有地方。
第二个红卫兵是堂兄则韩。满怀着革命热情和同学从宁南县出发步行去北京。到重庆休息两天缅怀先烈后又接着步行上北京。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堂兄又在家里出现了。问他这么快就从北京走回来了。说北京已经不让任何革命小將进去了，只能回来。
革命浪潮滚滚而来，砸碎一切旧的东西。花花草草成了四旧。老干部都是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浑蛋’，一生下来就决定了谁可以参加革命，谁只能看人革命。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惊涛骇浪之后又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