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间聋哑学校——启喑学馆

 

       1924 年12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生》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在经济上，南部花生种植园主很难感谢阿奇迪肯·汤普森（Archdeacon Thompson）或美国长老会驻华传教士梅理士博士。三十五年前，这两位先生引入了四夸脱的美国花生。其中一半分给了两名中国农民，作为中国花生产量的基础。其中一名农民吃掉了他的花生而并没有种在地里，而另一名农民则种植并不断繁育花生，直到如今山东半岛每年生产1800万蒲式耳（一蒲式耳约合27公斤）的花生。中国的花生产量现在甚至超过了美国。……”

     在烟台大事记（1861-1880）里有这是样的一段记录：“1862年…是年，美国传教士梅理士抵登州，将所带大花生种250克交教徒杨得来试种，后逐步传开。” 

     因此， 梅理士博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也被称为“山东大花生之父”。 

  梅理士于 1856年自神学院毕业后随即被按立为牧师。同年8月20日，梅理士与罗丝·麦克马斯特（Rose Anna McMaster）小姐结婚；10月1日即偕新婚妻子乘船启程来中国，于次年2月到达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9年的传教生涯。 

    梅理士夫妇因故于1862年转赴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宣教。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梅理士牧师在登州建立起兴旺的教会，拥有一所男子高等学府，一所男中和一所女中，一座医院，一所启喑学校。而启喑学校的创立，则与梅理士的聋哑儿子有着直接关系。 

    梅夫人于1874年初在登州染病逝世，身后留下了4个年幼的孩子，其中的一个儿子3岁时不幸因病致聋。梅夫人病逝前，留下遗嘱希望聋儿能够受到特殊教育，也希望那些中国聋儿们都能够受到同样的教育。 

     梅理士目睹自己儿子的不幸和痛苦，亦深切认识到教育聋哑儿童的重要性，遂萌发出开办聋哑学校的念头。当时中国并没有聋哑教育，他只好先将儿子送到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聋哑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结识了该校教师安妮特·汤普森（Annette E. Thompson，1852-1929）小姐。因着孩子的缘故，汤普森与梅理士通信多年而生爱意，她认为梅理士“为了他所爱的中国人民，无私地奉献出了一切。”出于共同的信仰追求，以及对聋哑教育的热爱，汤普森小姐毅然接受了梅理士的邀请，献身于中国宣教，于1884年来到烟台，经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1835-1920）证婚与梅理士结为伉俪，取中文名为梅耐德，之后便来到登州。 

      1887年登州启喑学馆正式创立，梅理士自任馆长，梅耐德担任教员，另外还聘请了一位懂英语的中国人担任助教。这是山东乃至中国的第一所聋哑学校，比中国第一所官立学校——保定聋哑学校，早了22年。

     登州启喑学馆创立后举步维艰。当地百姓对此不理解。因为当时大部分百姓的正常子女尚且都读不起书，哪有人想到让聋哑儿童受教育？而传教士办学教育聋哑人，更难免引起人们诸多疑虑。因此，登州启喑学馆开办后，尽管不收学费，衣食全由校方供给，但入学者却寥寥无几，在整个登州时期，总共也只有4个人入学。当时的办学经费，由梅理士博士所属差会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拨发。 

      1895年6月21日，梅理士博士因长期辛勤劳苦而积劳成疾，安息且葬于登州。梅理士博士病逝后，美国北长老会差会不再供给经费，学馆暂时停办。

     为了恢复办学，梅耐德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求助。当施耐德计划重新复学之际，唯一的女儿又因病离世。这重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放弃自己的信念，她克服种种困难，在其母校——罗彻斯特聋哑学校的慷慨支持之下，梅耐德心里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于1898年将学校迁至烟台，租赁旅馆成立了“烟台启喑学馆”。一年之后，梅耐德在英美传教士和美国国内聋哑学校的支持下，在烟台“中国内地会”子弟学校之侧，置地约十七华亩，筹备兴建一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新校舍和校园。同时，梅耐德邀请其在美国卫生部工作的外甥女葛爱德（Anita E. Carter）来烟台。葛爱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于1906年来到烟台。起初仅有男生部，又先后增设女生部和师范部，为各地培养师资。历经几十年的艰难奔波，最终建起了中国第一所男女混读全日制正规的聋哑学校。 

     梅耐德亲率师生造访十多个城市，大力宣传、推广启喑教育的思想，吸引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的关注，结果促使清政府制定了试办启喑学校的计划，各教会学校也选派正常学生到烟台启喑学校接受训练，作为开设这类学校的师资储备。至1919年，中国开办的8所聋哑学校中的7所学校与烟台启喑有密切关系，或由启喑的毕业生，或由原教工创办。 

      1923年，梅耐德光荣退休，本拟终老中国。一年后梅耐德回学校看望学生们时写了一封公开信，是这样结尾的：“我把中国的聋哑人工作作为一份遗产留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继承下去！”

      1927年，梅耐德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痛苦至极地被迫离开她深爱的中国，那个已经成为她生命中难以忘却的记忆，她在烟台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孩子，又不舍地送走了深爱的丈夫和唯一的爱女。她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发展了中国的第一所聋哑学校，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梅耐德也被称为“中国聋哑教育的先驱”。

 

      1929年4月19日，梅耐德在芝加哥安息。

     无论是梅理士博士，还是梅耐德女士，都让我想起了许地山先生的著名散文《落花生》里面的一段文字：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还想到了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 7，似乎就是在表扬那些不畏艰险的宣教士的：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

 

致敬????????????那些为神努力作工的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