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蜀轶事: 9. 小偷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小偷。一年四季，只要地里有吃的东西，我们就都去偷。

春天，地里的麦子刚刚灌浆，我们就钻进麦地里，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摘下一把麦穗，放在手心里使劲搓揉，去掉壳毛就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山坡上的豌胡豆刚刚鼓起肚子，我们就爬上山去，偷偷摘上几把，剥了豆角皮就吃。有时吃得嘴角直流青水，也不敢拿回家去煮熟吃，一旦被人逮住，不但要抓去游村，还要被绑起双手吊在屋梁上做{鸭儿浮水”。

夏天，地里的嫩玉米刚能用牙齿啃下来，我们就钻进齐身高的玉米地里，捡那嫩甜的玉米棒子使劲地啃，填饱了肚子才回家。

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我们山里只有红苕可偷。偷红苕要用工具动静大，容易被人发现，我们的行动都放在晚上进行。夜深以后，我们带上铁锹口袋，趁夜幕的掩护摸到地里去偷红苕。地势低洼的苕地里，泥土板结，找不准红苕的具体位置，我们就爬到山顶上的苕地里，那儿泥土疏松，有的红苕根块还暴露在泥土外边，一挖一个准。

我们不能多偷，因为生产队天天有干部进屋搜查，每次只能挖够吃一顿的红苕。家里的铁锅在“大炼钢铁”时就献给钢铁元帅了，没有锅煮饭，我们就把偷回来的红苕放在陶器罐子里煮。煮饭有烟雾，屋顶一冒烟，什么都暴露了。我们把煮饭时间都放在后半夜。那时候，检查的干部都睡觉了，我们点燃火放心地煮饭。往往把红苕煮熟吃进肚子，火灭灰冷以后天才麻麻亮。

我们生产队有个瞎子名叫陈朝安，六十多岁了，我们叫他幺公。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山上偷红苕的地里相遇了，“幺公，你怎么爬上来的？不怕摔下去吗？”我们问。

“摸着爬来的，睡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悄悄爬起来了。”他说，“只要偷回去能吃顿饱饭，就是摔死、被干部打死，都值得了。”

他挖得非常吃力，因为眼睛看不见，全凭手在地上摸。我们把挖出来的红苕倒在他的布袋里，叫他慢慢下山去，不要摔倒了。他很感动，一边往山下爬，一边说我心肠好，今后有出头的日子。

他没有被摔倒，但是他偷红苕的事被发现了。他把偷回去的红苕只吃了一半，另一半舍不得吃给藏了起来。干部检查屋子时，把他偷的红苕翻了出来。瞎子幺公被抓了现行，队干部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用黄荆树条没头没脑抽打他，要他供出同伙的名字。

他很坚强，无论干部怎样拷打他，他都说是他一个人干的，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说他是饿得实在受不了，才上山去偷的。老子已经吃了一顿饱饭，你们就是把我打死也没有关系，做个饱食鬼总比做个饿死鬼好。

干部们拿他没有办法，吊打一阵之后只好把他放下来。

冬天里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天气寒冷，肚子又饿。田野上的野菜早没了，梧桐树巳被剥光了皮，榆树枝上早没了叶，凡是能填肚子的野草野果，到了冬天都不见了踪影。我们饿得实在难受，又去跟牛抢食。 

为了使耕牛能够顺利过冬，饲养员毎天下午都要煮几斤胡豆来喂牛。我们躲藏在牛棚的角落里，瞅准饲养员把胡豆倒进牛槽出去的空隙，我们就一跃而起，把牛吃的胡豆拼命往口袋里装。有的牛看见我们抢它的食物，急红了眼，四脚不停地刨地，还弯着头用角尖来顶撞我们。

偷吃牛食的事情很块被发觉了，生产队长把我们几个小孩弄去罚站了两个小时。因为我们几个人是队里公认的乖娃儿 ，免了挨揍。为了胡豆不再被偸，饲养员又想了一个办法：等胡豆煮熟以后，就把人尿撒在胡豆桶里才拿去喂牛，这样一来就无人与牛抢食了。哪知这办法只管了几天，又发现有人偷食耕牛的胡豆。原来人们把尿泡的胡豆拿去用清水洗两遍，又往嘴里塞。

公猪房里的猪食，也是我们抢食的对象。人民公社时期，耕牛和生猪都是集体的宝贵财产。如果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私杀一头毛猪是要被判刑的。那时候，集体的什么都是宝贵的，只有人才不值钱。公社大队的干部可以随意骂人打人，打死了人往山沟里一扔就了事。

公猪场里的那些猪，有时比人还幸福。它们吃了睡，睡了吃，根本不愁饿肚子。饲养员害怕把猪饿瘦了，上级检查来了受批斗，还把红苕煮熟了喂猪。她们把煮熟的红苕装在大黄桶下面，上面盛上潲氷，按时舀出来给猪吃。我们趁饲养员不在，就跑到饲养场里，把衣袖捋得高高的，把手臂伸得长长的，踮着脚去捞桶底里的猪食。我们站在猪食桶旁边，一边捞一边吃，等填饱了肚子才离开。那味道虽然有些酸臭，但那时都当作了美食。

那些年，养猪场里经常发生猪瘟病。为了防止瘟疫漫延，那些奄奄一息还未断气的病猪，就被社员拖到山沟里掩埋起来。谁知这样一来，却给人们创造了加餐的机会。白天被饲养员埋掉的那些病猪瘟猪，晚上就被人们打着灯笼火把从土里挖出来，刨光洗净，大块大块地丟进汤锅里，还不等煮熟就捞出来撕啃。这些瘟猪肉，虽然无盐无味，饥饿的人们却象饿狼扑食一样围在锅边上，你一块我一块地撕咬着，咀嚼着，吃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我要不是小偷，早就饿死在荒山野岭的山沟里了。

三年困难时期，也有不做小偷的人。他们不是生产队长就是支部书记。他们不偷，只是拿！权力在他们的手里，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伙食团里的粮食任由他们悄悄拿回家去。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在五险岩下边的渡口过渡，船上只坐了三个人。一个是洋溪区的韩书记，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个穿花衣服的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韩书记看了看姑娘，问道：“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六一年。”姑娘回答。

“你父亲是支部书记？”

“不是，是生产队长。”

“我就说嘛，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能生育？”韩书记感慨万分。

他的话把姑娘的脸说得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很不好意思。

在那饥荒年代，还有谁不是小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