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若兰
以朴素的心，面对纷繁的世界。
斯拉维特夫妇
若兰
我到美国的第二个星期就被斯拉维特夫妇领养(adapt)了。那天我接到邀请，去参加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国际学生俱乐部(International Student House) 的迎新派对，斯拉维特夫妇对我一见钟情，立即问我愿不愿做他们的中国女儿，租用他们一间屋子。我同意后，慎重其事地在国际学生俱乐部登记注册，办理完领养手续。自此，开始了我和斯拉维特夫妇二十多年的友谊。
斯拉维特(Slavit) 是一对胖胖的犹太夫妇，分别六十，七十出头的年龄。三个儿女都长大成人。老两口住在殖民式的大房子里，有些寂寞。夏天到海边的别墅消暑，冬天到Arizona 晒太阳。这座落在布朗大学附近的主屋，一年里倒有半年空着。找个人住进来，略略收点房租，才每月$100 ，抵了房子的电气费，家里也有点生气。
入住斯拉维特家以前，有学长提醒我，跟美国人不一定好相处，有同学在美国人家，不准烧中国饭，不准打电话，不准接待朋友，规矩多多，搞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我能不能跟他们处好，就看缘分了。
我用了老夫妇大女儿原来的房间，和他们共用厨房、厕所。我记着学长的告诫，象刚进贾府的林妹妹，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地过着日子。还没过一个星期，这种谨慎就被斯拉维特家的亲切气氛化解了。那个星期六晚上，老夫妇照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坐在老太太脚下的地板上，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那还听不甚懂的电视，一边收集这个星期的Coupon。做毕，跟他们道了晚安，听老头儿在身后对老太太说：“爱玛(Irma) 今晚心情一定愉快啦，有兰在膝下承欢，恍若回到贝蒂(他们的小女儿) 念高中的时候。”老太太笑着回答：“你也一样啦！”隔天上午，屋里就响起起了吉它声和浑厚的男低音。我懒到十点多钟才起床，见浴室门开着，便一头撞了进去，没想到老头儿正坐在马桶上，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我窘得满脸通红。老太太嚷开了：“死老头儿！兰在这儿呢！这么大的房子，哪儿不能弹吉它？”老头赶忙出来跟我解释：“我并没有上厕所，只是坐在马桶上弹吉它而已。”原来老头儿年轻时特忙，开一个钟表店，三个孩子，三幢房子。这个家里是绝对的妻管严，家务是要丈夫分享的。於是斯拉维特先生就养成了坐马桶弹吉它的习惯 -- 只有用坐马桶的时间偷闲。不过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家务，他说：“你来了，使我重温过去那忙碌而充实的日子。”看来我还颇为他们接受，心里踏实不少，也略略放纵起来。那时年轻，好像不知道电是要花钱买的。刚从内陆城市重庆来，从来没吃过海鲜。馋得要命，又不知道怎么做。记得那个月做了几次海参，每次都煲好几天，水都烧干了几锅，还是发不开。一个月下来，老头儿拿着电费单惊呼：“看看这火箭数字！”但并没有限制我继续熬粥，煲骨头汤，“在糟蹋山珍海味的同时提高烹调技术”-- 同学们在品尝我的菜肴时说的话。
老夫妇也有严厉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去Arizona 度假，一走两个月。我一个人在家没了管束，高兴得每周开派对。好景不长，他们回来第二天就一脸严肃地把我叫住：“我们要求你保持屋子的清洁，难道过分了吗？”我自觉理亏，小时候因欠整洁，挨自己亲妈的骂还少吗？我赶紧保证一定改正：“你们以后回来前给我打个电话，我一定把屋子收拾干净了迎接你们。”老夫妇紧紧盯住：“不光是为迎接我们，每天都应该干净整洁，才是好习惯。”
斯拉维特太太是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我这个干女儿更助长了她的女权意识。一年感恩节，十几个宾客在她家餐桌上谈天说地。一位男客人老是称我“Girl", 老太太终於忍不住了，严肃地纠正：“你应该称她赵女士, 不是Girl。” “她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博士生，成熟的，独立的女性，声誉、学识和智力远在许多男人之上！”我那时对美国的女权运动缺乏了解，不知道“Girl", "Lady" 和“Woman" 等称呼的细微区别及历史演变。老太太见我并不因"Girl" 的称呼而感到被轻慢，才饶过了那客人。有一次我订回国机票，旅行社的售票员是个白人男性，态度颇为傲慢。打电话跟我确认机票时，老太太说：“兰上班去了。” “她在哪里工作？布朗大学自助餐厅吗？”斯拉维特太太不依了：“嗯，就因为她是女的，便认定她在自助餐厅工作吗？”特别地驱车到旅行社，把售票员狠狠洗涮了一通：“兰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博士生。你当兰就跟你一样呢？谅你一辈子也达不到兰的高度！”
也有闹小别扭的时候。有回老太太的一串项链不见了，临出门了上天入地找不着，口气冲冲地问：“兰，你见没见着那串紫红色的项链？”我一向被同伴称为四川大辣椒 -- 不辣 -- 大大咧咧地意思。就实打实地回答说没看见，只奇怪老太太几天来脸色都不好看。所幸几天后不知从哪个旮旯找到了。老太太对我说：“兰，我看出来了，你对我的问话并不介意，你真有个好性格，真是很感谢！”老头儿给我一个拥抱，左脸一个吻，右脸一个吻，又亲额头又亲手：“我说我的直觉不会骗我，我第一眼就看出兰既诚实又不小心眼。”我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老太太的问话还可以理解成别的含义。
斯拉维特夫妇应该是很富有，很上层的吧。我这样猜想，不光从他们气派的房子，富丽的家具，和别具一格的装饰；还从经常来他们家的宾客 -- 很多医生，律师，政治活动家和企业主。为了充实退休生活，斯拉维特先生花了上万元学费再上大学，七十岁了，还拿了个文学士学位。斯拉维特太太也不甘落后，到州立大学修陶塑课，契而不舍好几年。老太太还真有悟性，一年下来，烧的陶器就自成风格。於是，家里原有的精美的餐具，璀灿的水晶饰品，就逐渐被收入地下室，代之以老太太自制的陶器。房子的装饰风格，也从原来的鲜明华丽，转变为古朴厚实，“这才符合老年人的阅历和气质。”斯拉维特夫妇如是说。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浙江画院毕业，又从美国第一流的艺术学院--Rhod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得了硕士学位，来我们家玩时，仔细观看斯拉维特家的饰物。我告诉她这个垃圾桶是从古董商那儿淘来的，那个壁饰是斯拉维特太太自己烧的。艺术家朋友一边欣赏一边说：“这家人很有品位。”
一年多后，我交了男朋友-- 就是现在的丈夫。男朋友来家幽会，呆得晚了，就留了下来。早晨醒来大起恐慌。当年在国内交男友，也就看看电影，逛逛公园，还被父母严加监视和责难，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现在没经老夫妇同意，就擅自留男友过夜，不知闯了多大祸。和男友跺手跺脚溜出门去，好几天不敢跟斯拉维特夫妇打照面。终於有一天被老夫妇逮住，他们和蔼地对我说“兰，你已经成年了，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事，用不着担心别人说三道四。我们是不会干涉你的。对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是这么说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美国父母真开通啊！
万幸得很，男朋友和斯拉维特夫妇很合得来。老夫妇祖上是俄国移民。男朋友是学社会学的，爱好苏俄文学，和老夫妇颇有共同语言。冬天，大雪封门的日子，老太太烤了Blue Berry 馅饼，大家围着壁炉坐了，一边啜着咖啡，一边侃<<安娜.卡列琳娜>>，<<战争与和平>>，时儿为安娜偷偷回家看儿子那段描写而感动不己，时儿为终於想起了扮演娜塔莎的演员的名字而兴高彩烈。神侃一个下午，三人大呼过瘾。春天，男朋友拿出当了四年农民的本事，用个把钟头，把老夫妇巴掌大的菜园拾缀得可圈可点。老头儿笑得合不拢嘴。男朋友的身份，很快上升为准干女婿，把自己租的房子退了，堂儿皇之地入住斯拉维特家。那时我们正在热恋之中，吃一顿饭有说不完的话，常常到老头儿下厨来做晚餐了，我们还没把厨房收拾出来交给他。斯拉维特先生便微笑着在饭桌旁坐了，看着我们急忙地涮锅洗碗，像一个老父亲，看着女儿成人了，快成家立业了，在家里喧宾夺主了，眼睛里充满了欣慰。
斯拉维特夫妇爱屋及鸟，对我和先生的朋友们，也热情款待。夏季，老夫妇总要从海滨别墅打几次电话来：“兰，约上你的朋友们，到海滨来玩！”布朗大学与我和先生同届的好多中国学生，都到过老夫妇海滨游泳划船，挖贝捉蟹。如果我们去的时间，他们正出门在外，他们就早来电话关照：“房子并没锁，你们推门进去就是。”大多数时间，老夫妇悠闲地半躺在阳台，手里拿了自己喜爱的书，眼睛却关照着我们七八个年轻人，不时地指点我们去抽屉里，壁橱里找寻防晒油，烧烤酱，火柴 。。。 这些海滨野餐必须的，我们忘带了的小东西。
转眼三年过去了，老头儿生了一场大病，自知不再有精力管理三座房子，就把学校附近这幢房子卖了。从斯拉维特家搬出来，我们才感到外面的世界并不象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那样温暖。
为了省钱，我和先生又找了一家美国人家住，主人是个老处女。我们为她做一顿晚饭，冬天扫积雪，秋天扫落叶，换取免费住她的阁楼。此老太太可不是彼老太太，难侍候极了。单以吃晚餐为例，老太太非要吃得烫嘴。一顿晚餐，二勺土豆泥，三、五片火腿，几十颗青豆，盛在一个大盘里，我从厨房端出来，穿过饭厅、客厅，到了她一边用膳，一边看电视的屋子里，自然不会再热得烫嘴，一顿饭她颐指气使地让我为她热无数次。我建议她用小一点的盘子，再用电炉放在盘子底下，一边加热一边吃，还兴冲冲地把自己的电炉拿来给她用。不料她一脸鄙视：“这样用餐，就没有格调了！”我环视这不及斯拉维特家三分之一大的房舍，一屋子从K-Mart 或Sears 买来的批量生产的家具，心里恨到：“穷刁，看这满屋亮晃晃的人造革和塑料制品，也配讲格调！”忍辱负重半年多，老处女的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冬天，所有人家都等到雪停了再扫，她非要先生正雨雪交加的时候清扫。邻居看不过了，跟她说：“正下着呢，扫有什么用，你看大家都没扫。”老处女竟蛮横地说：“你们不扫，因为那不是你们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正下雪的时候扫雪！”先生家在国内，也是请着佣人的人家，几场雪扫下来， 觉得人格上不堪其辱，感叹到：“过去说，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才知道，善不善，人性见。性不善啊！”倍感斯拉维特夫妇的仁慈和厚道。
后来我们工作了，结婚生子。斯拉维特夫妇的父爱母爱仍一直陪伴我们。第一个工作在麻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e), 刚上班就怀孕了，而医疗保险还没办妥，是老夫妇打电话托在麻州大学医院当护士的侄媳妇及时为我做检查。刚生孩子的头半年，我被孩子纠缠得疲惫不堪，每感到十分需要睡眠时，就驱车回娘家，斯拉维特夫妇为我哄着孩子，我抓紧时间睡二、三个钟头。随着工作变动，我们在地理上离斯拉维特夫妇越来越远了，可每逢年过节，我们总要送上电话、贺卡、或鲜花。每逢新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举家去斯拉维特家休整几天，积蓄能量。而老夫妇一见我们，脸上就放出光彩，张罗着做这做那，对我们的想念和喜爱是不言而喻的。
转眼二十年了，掐指算来，斯拉维特先生已九十出头了。斯拉维特一家前后共接收了四个中国学生，我是最后一个。我和先生，还有Brown University 的一些中国朋友商量，一定要在他们有生之年，把斯拉维特夫妇的品行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对至善至美的美国夫妇，用他们博大的爱和深刻的理解，呵护着，温暖着我们这些移民游子，使我们把这里当作了家。在美国，象斯拉维特这样的夫妇该是很多吧！正是这众多的斯拉维特一样的夫妇，汇集成了美国精神 -- 对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尊重和包容，使这个伟大的国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为什么很多人打扫卫生是给别人看的？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还是个体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