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到了6月，华北大学开动员大会，这回看到了吴校长的正脸。吴玉章坐在主席台上讲话，号召大学生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俞杰和李本昭没有报名，双双被调回北平工作。崔开元、赵宗烈、戴崇和都参了军，三人分配到不同的团，崔开元在二团。他穿上灰布军装，戴着“南下工作团”的胸章，腰杆挺得笔直。
俞杰和李本昭在回北平前，找几位朋友告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下馆子，大家都没钱，崔开元摘下手上的戒指，交给饭馆掌柜，让他看着办，随便上什么吃的都行。这顿饭后，他们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也和俞杰、李本昭在此分别。
没过多久，二团的一部分人拿到新发的军装，这回改成了土黄色，胸章也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崔开元拿到了新军装，可有人没有拿到，他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这些穿上新军装的人，单独编成团，并很快就离开正定，随部队开拔向南行进。
他开始尝到什么叫行军的艰苦。
因为绑腿打得不熟练，没走出两里地就松开了，停下来重新绑，然后再快跑跟上队伍，要是掉了队可不是一般的麻烦。原来的皮鞋不许穿了，换成了布鞋，但不跟脚，脚上走得全是水泡。身上还要背着背包，细细的背包带勒在肩膀上，时间一久，像是要陷进皮肉，疼痛难忍。最难熬的还要数饥饿，行军途中，有时吃南瓜小米汤，有时吃水煮红薯干，有时什么吃的都没有，空着肚子睡上一觉，第二天继续往前走。
部队到了山东德州，饥饿的情况有好转。虽然不再饿肚子，但吃的还是很差。军粮略充足时，也就是用行军锅煮的小米粥加冬瓜，锅盖一打开，上面一层的小米是生的，底下一层是糊的，中间一层没问题，但不是每顿都有幸能吃到中间层。
德州盛产西瓜，德州扒鸡也驰名中国。在德州休整了有近一个月，这些东西崔开元只能看上两眼，完全买不起。他们大学生一参军就是排级干部，每月发给生活费四角钱。有一次他想用这四毛钱去买一条牙膏，走进商店里一看，别说牙膏了，这点钱基本上是什么也买不了，当时的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物价天天见涨。
西瓜、扒鸡什么的放在从前，他不会在乎，又不是什么高级东西，可现在却变得高不可攀了。嘴馋可以忍一忍，不刷牙可是令人难受不堪，过了蛮长的时间才算适应。
经过这段时间的政治学习，他的思想转变很大，逐渐认识到，以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作风是多么的不体面，甚至是何其丑恶。他一心要以工农干部战士为榜样，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本质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有好消息。在离开德州的前几天，崔开元得到通知，他被光荣批准加入青年团。他既惊讶又喜悦，这说明他对自身的改造已经见到成效，他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得到了军队的肯定，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
按规定新入团的人需要经过三个月的预备期，可那时候部队刚刚建立青年团组织，缺人，上级就把他的预备期取消，让他直接担任支部委员，这让他的心情更加振奋，工作更加积极卖力。
连队要选出一人当通信员，大家推举崔开元。部队又开始向南开进。一开始乘火车，是那种闷罐子车厢，里面挤满人，正是初夏的季节，闷热不透风，也没有水喝。
坐火车虽然口干喉咙痛，但好歹不用徒步行军。到了第二天早晨，铁路被国军炸坏了，他们只能下车步行。
一整天的行军结束，部队找个村庄宿营，一个班住进一户人家，在大门边写上一个“X连X班”，就算营房。大家走得筋疲力尽，放下背包，在地上放一堆麦草，钻进去就能睡，如果炊事班不喊吃饭，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的起床号响起。
他事先不知道，当通信员会格外辛苦。当大家一住进老乡家里，就可以暂时休息下来，通信员却不行。一进宿营地，崔开元必须马上到团部汇报本连的宿营地点，并领回团部的命令。例行公事，每天如此。最要命的是，没人知道团部在哪里宿营，必须自己去找，有时离得不远，回来正好赶上吃晚饭。可有时找不到也不能回去，一定要完成任务。所以经常是等他回到连队，向连长报告情况以后没多久，就听见了起床号声。
部队行进的一路上，常听到前方传来一些枪炮声，那是前面开路的战斗部队遭遇了小股敌军，或是土匪的侵扰。大学生们没有发武器，但有野战部队的保护，又走在队伍的中间，反倒很安全。
他们就这样时而坐火车，时而长途行军，渐渐地，离武汉很近了。
这天到了开饭时间，半天听不到炊事班的动静，跑去一看，炊事员都在睡觉。把他们摇醒一问才知，粮食彻底告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他们失业了。
次日起行，大家都饿得发昏，就这样又走了一天，行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团长命令停止前进，就地集合。所有人列队听团长政委讲话。团长说：“我知道，同志们都在饿肚子。这里刚解放，很多地方的党组织还没建立起来，我们搞不到足够的粮食，仅有一些小米，还要留给伤病员。所以辛苦大家，再坚持一两天，到了汉口，我请大家吃鸡。据说武汉三镇里的鸡多的不得了，怎么吃都吃不完，到时候你们敞开肚皮吃吧，管够。”政委说：“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既然是革命者，就不怕困难。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饿肚子吗？”
大家回答：“不怕！坚决不怕！”
政委：“这就对了。我们一定会战胜所有困难，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来！大家跟我一起唱《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预备起！”
哎！果真有效果，每个人都有了劲头，一边唱歌一边大步前进。崔开元后来说起这一天，总认为政委的动员是起了一点作用，但团长说的那个谎话，才是每个人加快步伐的最大动力。其实武汉市里哪有那么多的鸡，就是有，前方部队打下武汉以后，怕是早被吃光了。
到了汉口，他们团住进汉口烟草公司。这是一栋西式楼房，干净，明亮，还有浴缸和冲水马桶。崔开元一进来，先是感到陌生，但很快，那种已然忘却的记忆再度回归。他脱了衣服，舒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因为通信员辛苦，除连长指导员以外，还剩一张床铺，大家就留给他睡。
他是半夜开始发烧的。
他得的什么病，没人说得清，反正是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有人说他像是在“打摆子”，但找不到医生，只能硬扛。他每天下午开始发烧，一阵冷一阵热，持续了一个星期，才慢慢地好转。
这天中午，他了下床，扶着墙去厕所。
走到半道，忽然听到一声：“崔开元！”
条件反射，他立刻站住脚喊道：“到！”
“你看你什么样子，还像个解放军吗？”
他往边上一看，说话的是团长，正和政委在一个屋子里吃饭，看他经过，就叫住他。再看看自己，头发乱蓬蓬，没戴军帽，军衣没扣扣子，脚上趿拉着鞋，实在是一副狼狈相。他赶忙立正，整理军容。
“别动！过来！”
他想，坏了，一定是要挨批评了。
“坐下！吃！”团长递过来一双筷子。
他乖乖坐下和团长政委一起吃饭。因为要管理这些知识分子，团首长都是师级干部，伙食也是师级干部的标准。得知崔开元病了，团长让他每天都到这里来吃。他不敢不去，吃了两天，他的病就全好了。
10月的一天，全体南工团员都到中山公园听四野首长演讲。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陶铸都讲了话，林彪讲的时间最长，至少有两个小时。他讲着讲着就把军帽摘了摔在桌上，过一会又把外衣脱了，只穿一件白衬衫。他讲了很多，但崔开元只记得两句话，一句是：“没有你们知识分子的加入，我们的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句是：“革命需要你们大学生上山下乡。”
崔开元不明白“上山下乡”是什么意思。回去问连长，连长说，南下工作团里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团员，会被批准分配进野战部队，和连队官兵一起生活，并肩作战。
几乎没人犹豫，纷纷打报告、写申请，积极要求“上山下乡”。
崔开元的申请很快被批准，名字上了光荣榜，他要去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41军塔山英雄团报到。赵宗烈则跟着十五兵团去了广州。这时候，戴崇和分配进哪个部队，他们就不知道了。
崔开元和赵宗烈在武汉大学开会时见过一面，赵宗烈告诉崔开元：“我们离开北平以后，你父亲和你失去联系。他的信都寄到天津我父亲那里，我到汉口以后和家里联系上了，这里有转给你的几封信，现在交给你。我要去广州，以后就没办法给你转信了。哦！对了，你父亲还给你寄了一大笔钱，根本没法寄到部队来，我父亲就用这笔钱，替你买了启新公司的股票，全在你的名下。我知道那玩意没有用，但我父亲一定让我告诉你，我就跟你说一声。”
他听了直想笑，股票有什么用？财富有什么用？这些资产阶级的一套东西，听着都可恨。他把父亲的信全都交给了领导，而且表示决不为金钱所动，要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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