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开元成长岁月(9) 出售“四社”
崔家的家境真正好起来，是从崔叔仙退出“四社”后办实业开始。要说发达，那要等到仁社成立之后了。然而，我要先下个定义，祖父一生中曾经很富裕，但他的富裕有个特点，叫作“千金散尽还复来”，只用前四个字就更贴切了。
1984年，崔哥到上海美领馆办签证，住在衡山路永嘉新村的周奇家，他比我父亲年长，是祖父当年的大管家周文的儿子。他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可见爷爷散财的手笔有多大。
说的是在上海期间，崔家住在一栋洋楼里。爷爷当时也加入了洪帮，有个洪帮山主不知为何落了难，带着家眷到上海租界躲避，找到爷爷帮忙。爷爷二话不说，马上设宴款待。晚餐后，安排客人入房休息，上楼前，他对客人们说：“请放心，我会安排好一切。”
客人说了谢谢，就歇息下来，也没多想。
次日清晨，客人起床洗漱完下楼，佣人已做好早餐，请他们吃早饭。他说：“不急，等我叔仙兄弟起来一起吃。”
佣人平静地告诉他：“你们不必等了，崔经理一家昨天晚上就走了。”
“啊？”客人没想到崔叔仙会离开，以为他会和他们一起用早餐，聊一聊接下来的安排。怎么就这样把他们扔在家里不管？心中免不了疑惑。
佣人接着说：“崔处长走之前，给你留了一封信，就在这里。”
他打开信一看，吓一跳。崔家人确实走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家具、陈设、用品，连同两名佣人，崔叔仙都送给他们了，不需要一分钱！
说实话，这个故事就是编成小说，也该归于传奇一类，我不太相信。
我后来回高邮时，问祖父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他轻描淡写地说：“嗯！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人叫刘芳雄，他后来帮了我很大的忙。送一栋房而已，合算的！”
我叫一个恨呐！只恨出生太晚。
扯远了。这个刘芳雄，我在此书第十一章的第五节还会提到。现在回过头来讲祖父办报的事。
崔叔仙担任“四社”总发行主任以后，不但接触了许多当时的上层军政人物，同时也将触角伸进了文化艺术界。他通过办报和青红帮会的活动，结识了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丰子恺，潘洁兹等书画界的朋友，当然和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的往来也一直没有断过。这期间，他还认识了也是苏北来的戈公振，他刚从莫斯科归国，崔叔仙邀请他担任《时事新报》的编辑，兼社论特约主笔。
这个戈公振是一位左翼作家，他每发社论，无不严苛抨击时政，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尤为态度激烈。张竹平以及崔叔仙本人，也都主张积极抗日。
蒋介石委派自己的把兄弟黃郛，到北平和日本人谈判求和。“四社”的报纸都刊登消息并大骂黄郛。黃郛见到报纸上骂他是卖国贼，又恼又怒，忙不迭跑回南京，找到蒋介石哭诉，说他再也不想到北平去了。
坏了我的大事，这还得了！蒋介石下令封闭“四社”。手下接到命令，杀气腾腾地奔到上海，但来了一看就灰溜溜地返回报告说：“委员长，这个‘四社’我们封不了，因为两个头目都是青帮‘通’字辈大佬，而且他们在租界里，明的暗的都不好弄。”
要真是没办法弄，委员长就白当了。蒋介石让杜月笙出马。
杜月笙当然是左右为难，一边是两个爷叔，风头正劲，不能得罪；一边是党国元首，不可违抗。
杜月笙想了又想，最后想得一个主意。他跑到南京，建议南京政府花钱消灾，把“四社”买下来。蒋介石问他，如何让张、崔二人同意出售“四社”，他一拍胸脯：“这个我有办法！”
杜月笙亲自来到爱多亚路的“四社”总部拜访，见面就送大礼。送给张竹平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外加米万钟的一件条幅。送给崔叔仙两件皮货大衣，一件是紫貂，一件是银狐。其中紫貂大衣尤为珍贵，可说是稀世珍宝。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里的貂皮指的就是紫貂皮。即使到今天，紫貂皮仍然贵重，历史上有好几次，人们试图人工养殖紫貂，都没成功。平日见到的野生紫貂的皮毛并不是紫色，而是发红色或棕色，腹部还多有杂色毛，其实属于紫貂的亚种。真正的紫貂本该通体紫色，且无杂毛。只可惜，这种紫貂早就绝种，到了民国时期，只剩两件纯紫色的貂皮大衣传世，都在东北张大帅的手上。
“九一八”以后，灰头土脸的张学良引咎辞职，悄悄地来到上海避风头，住在福煦路181号。这是杜月笙的房子，杜月笙不仅接待了正走霉运的张少帅，还费尽心机，帮张少帅戒掉了毒瘾。张学良为表感谢，将他仅有的两件紫貂大衣中的一件送给了杜月笙。杜老板为了摆平这次“四社”的交易，转手赠给了崔叔仙。
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杜老板这番出手，不用问就知道必有大事。
果然，杜老板说：“两位爷叔！我就明说吧，财政部看中了你们的四社，想把它们买下来归为国有。怕你们不愿意卖，就让我过来说情，还请爷叔卖我个情面。至于收购价格，请放心，我会和财政部那边谈妥，一定保证两位满意。不急的，请两位爷叔考虑几天，下礼拜我再来。”
杜月笙虽是他们的晚辈，但在上海，他已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张竹平和崔叔仙都十分清楚，若不是顾及青帮中的辈分，杜老板不需要这般小心谨慎，给足了他们面子。反过来想想，杜老板自身的面子好像也不能违。
怎么办为好呢？二人商量一阵子也没有结果。正在这时，传来了坏消息，同样批评政府不抵抗的《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枪杀。又过了两天，他们“四社”所属《时事新报》的编辑戈公振突然爆病而亡。显然，这都是杜月笙在给他们施加压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只能同意将“四社”售出。
财政部送来六万块，同时派王镂冰和崔唯吾二人接管了“四社”。
张竹平和崔叔仙什么都没了，“穷”得就剩下六万块钱了。没办法，就玩钱吧。
他们仍然合作，在江西中路买了一处办公楼，开办协丰矿行，向湖南响水口的锡矿等矿山投资，同时开办上海木器公司，崔叔仙任经理。他们后来又成立了上海经济合作社，投身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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