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开元成长岁月 (8 ) 父亲自传 2
我们全家人都迁到了上海，那时我8岁。
起初我们家住在新闸路瓯庆里。
这是一栋大杂院式的3层楼，住着几家纱厂女工，在上海要算是最蹩脚的房子了。楼底层住着一个商人，有点钱，他家有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家里玩洋钱，足有几十块，桌上有，地上也有。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是连一块银元也摸不到的。
二楼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的是个舞女，每天下午睡到很晚才起床，起来之后打扮打扮，一身漂亮旗袍，一双高跟鞋，“的的笃笃”地走了。小夫妻常打架，从大人处旁听得知，打架总是为了男的跟女的要钱。那时候舞女和妓女差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我们姐弟4个睡在阁楼上。
二楼还有个亭子间，住着一个姓杨的先生，二、三十岁，可能是在某个戏园子里混饭吃。我那时已经会吹口琴了，最拿手的是“燕双飞，画阑人静晚风微 ···”。杨先生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玩，在他房里从来没见过别的人，男人女人都没有。他拉胡琴，我吹口琴合奏。他还教我弹琵琶，可是琵琶太大，我手指头忙不过来。他又教我拉京胡，从“二黄原板”开始，还送了我一把旧京胡，于是我就天天拉。这件事可能联系着我的一生，因为到兰州之后，二伯父从保定给我带了一把很好的京胡来，于是我从兰州的中学拉到北京的大学，从大学又拉到行军途中。我之所以被中南军政大学选入文工团，京胡拉得好，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我们还在上海王家沙住过很短时间，那是父亲朋友的房子。王家沙都是西式洋房，住的大多是外国人，环境也安静幽雅。
以后就搬到东浦石路103号，这是带花园的3层楼洋房，也是父亲朋友的产业。
我在萧伯岩的弟弟萧仲岩夫人办的美华小学读书。从东浦石路到美华所在的卡法路相当远，每天步行。
因为我背过《大学》、《中庸》，所以一到美华就读二年级下学期，几个月后就升入三年级。语文、自然还好办，算术、珠算不能从头学，我因为没有学开头，所以中间就听不懂，越不懂就越不感兴趣。说来惭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毕业，我的数学都很少及格。
可是从美华二年级开始学英语，直到后来，我的英语总是全班的尖子。作文也不错，在高中，语文老师还到别的班上去背过我的作文，这是后来的事。
小学校有童子军，全校是一个中队，我是中队长，很有些权威。有一天我弟弟开明和别的同学打架（我们姐弟四个都在美华读过），我罚他们俩“立壁角”（面墙而立），开明站了5分钟我就叫他走了，而那个同学却站了二十多分钟，因为他不是我弟弟。
美华要举行演讲比赛，我大概在五年级，老师给了我一篇演讲稿，题目是《怎样演讲》，在全校比赛中我得了第一名，捧回家一个银杯——真正的银杯。在六年级那次讲演比赛中我连获冠军，得了一个银盾。这些东西（家里还有单剑、双剑）离开上海时无人过问，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学校里还开过文娱会，我参加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把头发扎成朝天辫子跳舞，就是以滑稽逗人一乐；还有一个是和另一个同学拳击的节目，事先都排练好了，最后以我被一拳击倒而告终。
还有一次演戏，话剧《表》。我演了一个伤兵，被日本兵追击，一个小姑娘帮我躲在一个大草堆里，日本兵来追问、威胁小姑娘，小姑娘始终不说我的藏身之处。日本兵走了，我从草堆里钻出来，为了表示对小姑娘的感谢，送她一块挂表。演这出话剧时，上海已是沦陷区。
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我会以文艺工作为职业。
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美华小学有秋千，我可以荡得和秋千上面的横梁差不多高。有一天我正在秋千上玩，两个姐姐从外面买来面包（形状像香蕉），叫我下来吃面包，我叫他们扔给我，我一面荡秋千，一面伸手去接，一不小心从高高的秋千上摔了下来，把下嘴唇都几乎咬穿了，流了好多血。晚上回家，我还笑着让妈妈看我的伤口。
两个姐姐从小学毕业之后进了一个女子中学。有一次姐姐从同学那里借了一双冰鞋（4个轮子的那种），我先在家里练，以后就穿着上学，又快又省劲。马路上不准溜冰，有一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红头阿三（租界里的印度巡捕）骑着摩托车追我，我就穿着冰鞋跑，摩托车转弯不灵活，而我看到他快追上我的时候，猛一转身就往回跑，几个回合，可能是这位红头阿三被我的捉弄激怒了，穷追不舍。我的坚持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眼看会被抓住，我一头钻进了一个裁缝铺，结果，还是被抓住了。红头阿三问我是谁家的，拎着冰鞋把我送到了在东浦石路上的家。还好冰鞋没有被没收——我最怕这一招。妈妈也没有打我，只是冰鞋被姐姐还给人家了。可能是小时候在马路上练出来的功夫，以后我到兰州穿冰刀滑冰，第一次就可以跑起来。
小时候也打过架，和弟弟打，也以我为大王领着一群孩子和另一群孩子用橡皮筋弹弓打。有一次打了开明我就跑，他在身后追我，我把通向花园的玻璃门关上了，他猛地一拳，竟然把那么厚的玻璃门打碎了，小拳头上流着血，妈妈还送他到医院去检查，怕有碎玻璃留在皮下，我挨的是什么惩罚现在不记得了。
到了上海，家境有所好转，但过得还是很简朴的生活。爸爸吃螃蟹，我只能啃几条腿。听说最好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块钱买四只。我曾经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有了钱，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螃蟹，吃个够。
我还到马路对面的当铺去当过戒指。为了应急，妈妈、姐姐还去当过衣服，可见日子仍是很难的，可又要做面子，怕人家说穷。有时候我跟妈妈要钱（街头的摊子上卖炒面、油豆腐细粉要三、五分钱一碗），特别是我拿别的孩子能要到钱为理由，要妈妈给钱的时候，妈妈总是说：“你跟人家比呀，他家里有成千上万的家私呢。”
以后随着父亲工资的增加，生活逐渐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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