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完全实用主义,在不同时期根据国际形势调整与中美等大国的关系。以下是其外交策略的演变及依据:
新加坡独立后,因地理位置敏感(马六甲海峡)及资源匮乏,选择引入美国力量填补英军撤离后的真空,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合作。这一时期与美国密切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如允许美军使用樟宜基地)奠定了亲美基调3。
但李光耀政府同时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国的风险,提出大国平衡理念,强调需通过引入其他大国力量(如中国)来制衡美国影响力。1976年李光耀访华时明确表示,中国的强大有助于区域平衡,从而保障新加坡安全3。
苏联解体后,美国独大,新加坡进一步强化与美军事合作(如参与联合军演),但也加速与中国经济融合。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加坡成为重要投资伙伴,中新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形成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轨模式3。
李显龙在2019年公开指出,中美关系稳定是亚太繁荣的基础,新加坡需在两者间保持平衡,避免选边站。这一阶段的外交政策更显系统性,强调同时维护与两大国的合作3。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新加坡面临更大压力。其采取的措施显示其试图强化中立立场:
经济与金融中立:2023年,新加坡政府通过高层简报会向国际金融机构强调其中立性,澄清其并非偏向中国,而是根据国家利益灵活选择合作对象6。
外交表态谨慎化:在俄乌冲突中,新加坡罕见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但同时在中美博弈中避免直接批评任何一方,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亚太分歧36。
政策调整的象征性行动:防疫政策从清零转向共存,被视为向西方模式靠拢,但李显龙解释为适应性调整,而非完全倒向某一阵营3。
新加坡明确表示对中美均友好,但决策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例如,在中美科技战中,新加坡未全面跟随美国对华技术限制,而是保持开放合作;同时,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保障安全36。
其外交目标在于最大化利用大国竞争的红利(如吸引跨国资本避险),同时避免卷入地缘冲突。这种策略需要高度灵活,也面临中美对抗升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