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

15.1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

日本的国门，是1853年被美国人轰开的。 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深，但是社会组织，却是和欧洲旧文明类似的封建制度。天皇的地位，和中国春秋时期的周王有些相像，实际号令天下的，是德川幕府。日本的武士集团，比对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维护各地封建领主统治的主力。明治维新，不是天皇放弃集权搞宪政民主，而是他利用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推翻德川幕府。日本的维新，简单讲就是全盘西化。别人作业做好了，放在那儿，抄这个作业，除了德川幕府，对大家都是好处大大的，所以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一起改，从1868年天皇发表五条御誓文，到1888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比对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短短二十年，日本就脱胎换骨，成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突飞猛进。日本一强大，中国人相对太平的日子，就到了头。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全盘西化不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到了大清朝，文治武功，都是前无古人。 所以中国人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洋人厉害，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向西方学习，该学的学，不该学的坚决不学。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伦理，集权的社会制度，坚决不能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没人有异议。事实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还相信比对西方文明，中国文化集权制度有优势。

甲午一战，中国完败。清廷和民间，拿中日两国的洋务运动做比较，反思检讨中国失败的原因。 一比较，一目了然，中国的问题，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引进西方的思想理念和社会制度。于是朝廷内部，就有了变法图强的声音。光绪在慈禧的默许下，说干就干，信用康有为梁启超，抄日本人的作业，搞起了戊戌维新。

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没有实行如此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的民意基础，所以维新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变革要成功，必须有慈禧的全力支持推动。慈禧对变法的基本态度，是支持不是反对。 即使在如何变的问题上，她与康梁，也没有根本分歧。比如光绪罢免顽固派刚毅的内阁大学士，慈禧是认可的。再比如变法失败后，有人指责李鸿章同情变法，是康梁同党，慈禧当面问他，李鸿章回答，说如果同情赞成变法就是康梁同党，把我算进去，也没错。后面没说出口的，是如果这么算，你也是康梁同党。然而，一下子要满清朝廷，搞满汉平权君主立宪，她下不了这样的决断。

康有为梁启超却以为变法受阻，是因为光绪的权力不够大。他们异想天开，居然派谭嗣同去策反袁世凯，谋划兵变想推翻慈禧。戊戌以后，慈禧最恨康梁，不是恨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痛恨他们离间她和光绪的母子关系。后来经过了义和团八国联军，慈禧痛定思痛，下了变法维新的决心。她晚年实行的政治变革，各种举措，包括兴实学废科举，走得比康梁更远。只是她终究敌不过权力的魔咒，君主立宪这一步，怎么也迈不出去。到她死的时候，满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穷途末路了。

把满清王朝送上末路的，不是东洋西洋鬼子，而是孙文革命党。甲午海战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兴中会。兴中会的成立，与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已定同步。战争还没有结束，孙中山就去日本谋求财政武器支持，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孙文革命党的根本主张，是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向日本学习，搞政治变革。但是满清是异族，指望清廷搞满汉平权，民权政治，君主立宪，是缘木求鱼。中国要富国强兵，障碍拦路虎，不是西洋鬼子，也不是东洋鬼子，而是满清政府。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算得上祥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纵有这样的认识思想，海内海外，都没有市场。但是甲午一战，清廷三十多年的武备，毁于一旦，后面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八国联军之祸，再加上清廷的君主立宪，一拖再拖，使中国新一代的青年知识精英，全盘接受了孙文的革命主张。大家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武装起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廷原本指望着用来抵御外辱对抗列强，在全国各地建起来的新式军队，不是造反就是逼宫。于是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革命党和袁世凯联手，武汉的新军造反，袁世凯的北洋军逼宫，推翻了满清王朝。

富国强兵分两步，第一步是推翻满清朝廷；第二步是建立民权政府。现实的考量，在大家的意识中，第一步是原创，第二步是抄作业，民权革命，先难后易。但是事实是破旧易，立新难。革命党十几年致力于驱除鞑虏，对民权政治，包括孙文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中国两千年集权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袁世凯满脑子帝王思想，把清帝逊位，当做了又一次王朝更叠。孙文的革命同志们，辛亥革命前，无权无势，大家一腔热血，革命成功了，各人就有了现实利益的考量，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扩大自己的权势。如果袁世凯和国民党同心合力，民国还有些希望，但是以宋教仁被暗杀为转折，国民党和袁世凯决裂，接下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也失败，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国就成了一盘散沙，民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成了不中不西的四不像。向日本学习，搞西式民主的尝试，彻底失败。后面孙中山不屈不挠，从头来过闹革命。 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在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当时孙文对付北洋政府的做法手段，是比对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实践，依样画葫芦，说白了就是拉赞助搞武装，走上层路线夺取政权。那些年他革命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日本的右翼财阀集团。 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张国焘许德珩等四人，和孙中山面对面的一段对话，真实反映了国父和刚长成的一代新青年的隔膜分歧。张国焘回忆录里的这一段追忆，生动传神。学生们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重视。孙中山回答，说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几天。他说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枝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接下来四个学生，和他激辩了几个小时。 从张国焘的这段回忆里可以看出来，孙中山作为手创民国的革命领袖，在五四青年中，没有起码的威望影响。

事实上这一代的知识青年，是在由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没有错。但是，比对法国大革命前传播自由民主博爱的社会理念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一群一心想救国图强的孩子，启的是什么蒙，可就是各说各话了。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古今中外，西方十九世纪末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就都来了。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陈信共产主义，胡信自由主义，蔡信无政府主义。孙中山蒋介石，对新文化运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是后来蒋介石的话：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 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黑体是我加的）

陈独秀正面总结，说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是德先生赛先生。但是德先生是什么，他自己就没弄明白。无产阶级专政，是德先生的对头。懂德先生讲德先生的人，怎么可能去信仰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他讲的赛先生，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五花八门的人文科学，这个也不应该弄混了。

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自发救国情结的总爆发，和新文化运动，没有因果关联，更不是一回事。没有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成规模的学生运动，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隔七十年，政府镇压，都在六月四号。1919年的北洋政府，六三六四两天，抓了超过一千名学生，结果引发了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全体市民罢工罢市。当时的民国政府被吓着了，总统徐世昌下令放人，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学生的要求，一是要政府罢免几个负责向日本借钱的部级干部，二是要求政府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开除几个具体办事的，冤枉他们是汉奸，没什么要紧；那个倒霉的巴黎和约，中国政府有美国人撑腰，原本就没打算签。学生爱国对头，民国政府，包括几位被冤枉的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其实也是尽心尽力，在为国家办事。双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好说好商量，和平解决。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它撼动了北洋政府，而是因为第一，它重塑了孙文的革命方略。五四前的孙中山，一门心思到日本人那里拉赞助。他给日本人开的条件，按五四学生的标准，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不过这些事情，学生们当时不知道。五四运动，全体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把他吓醒了。孙中山是天才的政治家，学生运动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也让他明白了，跟北洋政府斗，必须拿救国做旗号，争取依靠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所以接下来，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列强，联俄联共的救国主义。第二，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北京大学的压迫，将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思想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进了现实政治之中。共产国际列宁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就有了共产党。

后面几十年，国民党共产党，就成了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学习的潮流，彻底消退。大家以俄为师，国共之争，蜕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华大地，成了蒋介石毛泽东武力争夺天下的舞台。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也就完全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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