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第五章
武汉事件
7月中旬，北京已进入炎热的盛夏。只有早晚还多少有几分凉意。吃过早饭李文媛刚上楼回房，刘南江就悄悄跟了进来。看他那“如饥似渴”的神色，李文媛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只是现在时间还早，服务员还未打扫三楼的卫生，李文媛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刘南江扑过来，她就机敏地闪开。两人追逐了几个回合，刘南江突然似乎被窗外小院里什么东西所吸引。他扑到窗边定定地往下看。李文媛也好奇地瞟了一眼。她发现楼下小院内外站满了警卫。一辆轿车刚走，又一辆轿车开过来。下车的是位身材高大，鬓发斑白的老人。刘南江的父亲毕恭毕敬地迎上前去，敬礼致意。
“什么人？”李文媛被院子内外警卫林立的场面所震撼，不由自主地问道。
“叶帅。”刘南江头也不回地答道。
紧接着又有几辆轿车到达。车上下来的都是气度不凡的老军人。据刘南江介绍有徐帅，聂帅，肖劲光，徐海东，谭政，肖华等人。家里来了这么多将帅，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刘南江急忙跑下楼去打探消息。李文媛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能参与。她便安安静静地在房内读书。
中午时分，来访的将帅先后离去。李文媛下楼吃饭时，发现刘南江兴奋得像只猴子，不停地给他那些“狐朋狗友”打电话，连饭都顾不上吃。
下午两点多钟，刘南江的“狐朋狗友”先后赶到。刘南江叮嘱李文媛在房间里待着，千万不要露面，不要出来走动。刘南江的“狐朋狗友”聚集在三楼的客厅里。透过房间门楣上的透气顶窗，李文媛隐约听到，刘南江兴奋地向大家宣布，要出大事了。中央代表团到南方各省调解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中央代表团里中央文革方面的代表王力，在武汉颐指气使，公开指责武汉军区“支左”犯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强烈不满，决定由军区独立师出面组织群众，武装扣留中央代表团，特别是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要求中央纠偏，制止文革乱象。武汉军区的想法已经得到了军委各位老帅的一致支持。……
听刘南江讲得绘声绘色，李文媛颇不以为然。她知道刘南江生性好吹牛。今天不知听到些什么小道消息，就在他那些“狐群狗友”面前大吹法螺。但李文媛不知道的是，刘南江平常虽爱吹牛。但这次他讲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机密。
自从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率领上海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狄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新型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各地造反派夺权之风盛行。在激烈的夺权斗争中，各省市造反派迅速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是由原地方党政领导暗中支持的，由机关干部，工厂职工组成的保守型的造反派组织，人称“保皇派”。另一派则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由高等院校师生和工厂企业中的年轻工人组成，主张彻底打倒原党政领导班子的“激进”型造反派组织。两大派的对立与纷争，造成了各地工厂停摆，火车停运的无政府状态。
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三老四帅”率先发难，要求中央出面制止文革乱局。但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整肃全国干部队伍，重新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在各地权力机构没有彻底更新之前，文化革命是不能停止的。所以“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之举被毛泽东定性为“二月逆流”，遭到了无情的打压。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全国的稳定，毛泽东通过中央军委，3月19日向全军发布命令，要求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抽调人员到地方，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工作（简称三支两军）。也就是说要求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抽调人员干预地方事务。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也只有军队，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的军队，是毛泽东唯一可以动用的力量。
军队介入地方，实行军管、军训。基于历史渊源，难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很快就与中央文革支持下的激进型造反派组织产生了矛盾。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指责军方支持原来的“当权派”和“保皇党”，没有正确执行中央“支持革命左派”的命令。
在武汉地区，军方介入后，自然倾向于那些昔日的战友，原来的党政领导，倾向于保守型的造反派组织——“武汉百万雄师”。武汉激进型造反派，武汉“工总司”，武汉“三钢”、“三新”等奋起反抗。武汉军区出手镇压。在“百万雄师”的配合下，抓捕了“工总司”和“三钢”、“三新”的主要头目。
双方冲突越演越烈。中央派以谢富志和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赴武汉调解双方的矛盾。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后，王力居高临下地指责武汉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要求陈再道等人向群众做公开检查。王力宣布支持“工总司”，支持武汉“三钢”、“三新”，同时斥责武汉“百万雄师”为保守派组织。
王力的公开表态激化了武汉的矛盾。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领导层决定，发动部队和“百万雄师”的群众，扣押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借此给中央施加压力。陈再道向自己的老领导徐向前，徐海东等人通报了情况。二徐虽然同情支持陈再道，但他们自身影响力有限，需取得其他将帅的更多支持。鉴于中央文革的眼线无处不在，将帅们欲私下聚会，选址殊为不易。最后徐向前选定刘南江父亲主管的军械部。军械部是严格保密，高度封闭的单位，中央文革的眼线无法渗入，相对比较安全。于是各位将帅便以“探望病人”为由，齐聚刘家小楼，会商后决定共同支持陈再道。
陈再道即将发动“兵谏”的消息，犹如一剂“强心针”振奋了刘南江等高级干部子弟。刘南江兴奋地整天在外面跑，上下串联，左右聚会。整天看不到刘的人影，李文媛倒也获得了一份难得的清静。
但令李文媛没有想到的是，刘南江四处传播的“小道消息”，几天后居然变成了现实。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独立师全副武装的官兵与武汉“百万雄师”的民众冲进东湖宾馆，绑架了“中央代表团”的王力等人。而几天前秘密到达武汉，准备再次畅游长江的毛泽东就下榻于东湖宾馆一所小院，与兵变发生之地仅一墙之隔而已。
“武汉兵变”的消息震惊全国。国务院负责人立即飞赴武汉。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闻讯连夜上街，游行抗议“武汉兵变”。“打倒陈再道”，“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响彻全国。北京城里更是乱了套。大街小巷游行的喧闹声，造反派大喇叭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连深居军械部将军楼的李文媛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军械部大院里如临大敌，处处都是双岗双哨的武装警卫。刘南江一夜没回家。他和几位知心的朋友汇聚在海军大院，焦急地等候着事态发展的进一步消息。据说，东海舰队的军舰已奉命朔江而上，向武汉集结。“战火”似乎一触即发。
国务院负责人抵达武汉，首先施压陈再道，要求容许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毛泽东脱离险境飞抵上海后，立即授权林彪调动福建军区、广州军区的野战部队进逼武汉。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的部队亦进入戒备状态。
武汉军区位于华中腹地，是二线军区，主要负责提供后勤补给，基本上没有配备什么野战部队。在“大军压境”的高压态势下，陈再道立即表示，军区的官兵并无造反之心。陈再道下令释放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并亲率军区政委钟汉华，及独立师师长、政委赴京“请罪”。
以霹雳手段平息了武汉事变后，毛泽东下令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盛大集会，欢迎王力等人“胜利回京”，以震慑全国各地“蠢蠢欲动”的军头。
天安门广场的盛大集会，又一次粉碎了军内将领企图逆转“文化革命”的努力。天安门广场的盛大集会也使刘南江之类的干部子弟心灰意冷，如坠深渊。反之，全国各地造反派却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战斗意志空前高涨，夺权风暴如火如荼，，“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响彻云霄。
8月7日，王力挟“胜利凯旋之余威”亲赴外交部，鼓动造反派“攻克”国务院负责人所盘踞的最后一个“据点”。半个多月前，国务院负责人曾对企图夺权的外交部造反派宣称，外交事务决策权在毛泽东，毛泽东授权国务院代为行使。外交部造反派可以监督，但不能夺权。王力却不可一世地予以否定：“谁说外交部不能夺权？革命造反就是要夺权。”
在王力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与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组建了“反帝反修联络站”，冲击外交部机要室，直接向驻外使领馆发令，要求动员“全球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发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这些鲁莽的革命行动引发了各国政府、民众与“爱国华侨”、“港澳同胞”之间的流血冲突。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院负责人，在外长陈毅被持续批斗，焦头烂额之际，不得不亲自出马，四处灭火。
8月22日，为抗议港英当局对香港爱国同胞革命行动的“血腥镇压”，“反帝反修联络站”和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学生联合在英国驻华代表处门前举行了声讨大会。声讨大会最后演变成了1967年震惊中外的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
局面彻底失控，心力交瘁的国务院负责人无奈向毛泽东请辞。国务院负责人的请辞启发了被召集到北京开会，正在接受训斥的军内将领。各位将领纷纷通过林彪请辞。军内将领请辞震动了毛泽东。国务院系统官员的请辞不会造成直接的危险。军队将领集体请辞就意味着军心已变。在当下动乱的局势中，军队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军心巨变意味着局势将彻底失控。
毛泽东当即召见林彪与国务院负责人，指出“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极其反动。“始作俑者”王力、关锋必须予以逮捕。
毛泽东的突然转向虽然稳住了军心，却使全国造反派陷入一片混乱。王力，关锋是中央文革一年多来冲锋陷阵的主将。逮捕王力，关锋意味着否定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毛泽东接着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地造反派夺权，成立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必须遵循“三结合”的原则。也就是军方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三方结合。毛泽东的指示使得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不得不收敛锋芒，主动向军方，向已宣誓效忠的原地方官员靠拢。文革乱局终于开始走向稳定。
在军内将领弹冠相庆的同时，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子弟们也觉察到了，这是文革动乱即将结束的“前兆”。干部子弟们奔走相告，以各种形式的聚会，欢庆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