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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小燕
金梅先生所著《傅雷传》及拙文《傅雷传编辑札记》均谈到当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乃至招来大祸的一位年轻奇女的义举，对其表示了由衷钦敬。但这位奇女几十年来却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长期隐姓埋名，其义举详情鲜为人知，其真名实姓亦不曾向社会披露，这实为一件憾事。一九九七年底，傅雷先生的二公子傅敏先生来信告诉我，他与胞兄傅聪先生相聚回国后，赴上海寻访这位恩人，弄清楚这位江南奇女就是供职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江小燕女士，信中谈到了他与江小燕会见的情况，嘱我与她联系。 今年年初，江女士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冷静平实的心态详细谈述了她因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及上书招祸的经历，同时更正了某些误传的情况，读之令人心动，感叹不已。现征得江女士同意，特将此信借《书屋》一角发表以飨读者，以彰后世，以励后人。（注：余开伟，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编辑、理论室副主任，副编审。1980年外始专注西部文学得新边塞诗研究，兼写传记文学，已出版了文艺评论专集《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与长篇传记文学《赵丹西域蒙难记》。编辑的《凡高自传》、《傅雷传》、《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缪斯的情人》、《索菲的选择》、《半个世纪的中国》等书籍深受读者欢迎和文化界好评。）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些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人因为拥有自由，所以才会高贵。这不是说，自由就等于高贵，而是说，在一个人依愿而行的自由选择中，可以显示出他的高贵。依愿而行——自由这个词蕴含的一个深刻含义，原来是成全自己。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1998年1月23日晚11点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