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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流氓真君子：抗战中的杜月笙与中国红十字会
合众声摘要：
上海每次赈灾募款均由杜月笙领衔，据统计，在“闻人”中，杜月笙捐款赈济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选为上海慈善团体的理事长。而且，每月杜月笙都要散发“济贫月折”，贫民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均可凭折领取救济金。对于这些“乐善好施”诸举，无论如何褒贬，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确是事实。
本文转自《中国侨网》
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广、名声之高，竟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夺取政权，如果没有杜月笙及流氓帮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杜月笙在那次事变中起了异常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都是他的“杰作”。这一“杰作”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
杜月笙的“杰作”极多，但也不是完全漆黑一团。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不少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和进步人士也多有接触，例如中共早期著名党员杨度(他是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进行特别秘密工作的)，杜月笙长期向他提供“秘书”名义的高额生活费，其实杨度全部交了党费，杜月笙心里明白，既不点破，也不停止。
“沪上三闻人”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约见留沪的杜月笙之子杜约翰，请其说服其父归来。其子专程赴港转达。杜因内地镇反，特别是公开枪决当年杀害汪寿华的“小八股党”，加上军统特务的恐吓，心悸而一病不起，他遂请其子回沪向潘汉年说明：“我身体有病，不能回上海，但一定不再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他还要其子向上海青帮门徒传达“旨意”，服从人民政府，不得生非滋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信守承诺，不发一言。
另外，据杜的女儿回忆，我有关方面还通过解放上海时与我党合作方面留在上海的黄金荣，邀请杜月笙回大陆定居。他决定响应毛泽东的邀请回上海，先托《新闻报》总编辑钱永铭给毛泽东写信。不料钱永铭酒后将杜致毛泽东的信错装到给蒋介石的信函中，致使杜的回归遭到台湾方面的阻挠。
有关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一事，我所尊重的已故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所著《杜月笙正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应是内地第一部有关杜月笙的传记，但也不曾专章谈及杜月笙一生中与红十字会的这段重要经历。过去极少披露杜月笙与红十字会有关的重要史实及杜月笙先生的矛盾人生，一些传记也基本未曾提及。本文试为钩沉，以使这一史实不致湮没。
01
杜月笙是浦东高桥镇人，生于1888年即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整整20岁。他出身贫苦(父亲杜文庆是茶馆“堂倌”)，4岁丧母，6岁丧父，依外祖母抚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染上赌搏恶习，少年时即被舅父赶出家门，一直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参加黑社会小组织，拜青帮“通”子辈头目陈世昌为师，正式“在帮”。后又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此辈份极罕见)，比陈世昌大一辈，杜月笙则是他的孙辈。但据考证，黄金荣只是自成体系的“空子”，严格来讲，杜月笙应比黄金荣辈份高。但杜为了发达，便不惜委身侧居，以孙儿辈效力。后来由于黄金荣的赏识，逐渐发达。最后势力、声名均“青出于蓝”。
当年上海滩有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个帮会头目，号称“沪上三闻人”，时人谚云：“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会赚钱，也肯花钱”。杜月笙较有头脑，无论何人均肯折节相交，也热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济贫，对落魄之人，只要求到门下，便加以接济和收养。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在最落魄不名一文时，是杜月笙接济了他，所以戴对此终生感激。
戴笠
杜月笙的发家是靠贩运烟土，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粉饰的。后来他曾任民国禁烟委员会委员，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
1947年，杜月笙曾亲自审定过自己的一份履历表，在“担任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职务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
杜月笙的职务之多是古今中外名人中所罕见的。上述那份履历表只是简要概述，实际远不止此，有人统计应是70多个，但恐怕也不止此数。据40年代中期统计，他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职务约计有银行、信托公司、轮船公司、电气公司、纱厂共32家。其它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公司、制药、化工、报馆、出版印刷、书店、电影公司、橡胶、卷烟、饭店、旅馆共95家，再有一些如地产、木业、果品、药材、油料等等则更无法统计。由此可见杜月笙的神通与势力。
上述杜月笙所审定之履历，尽管是撮其要，但仍然有若干重要职务尚未开列进去，如“民国政府军委会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顾问”等等。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这一职务是很重视的。
当年流氓真君子，如今君子真流氓。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唯一正式授权版本章君榖先生著《杜月笙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最权威的杜月笙传记，再现上海滩风华与民国恢弘历史。
02
有人认为，杜月笙被选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是在原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之后才被补推的。事实应该说是暗杀当日杜即被补推选为副会长。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军统组织暗杀，因为史量才原等于是第一副会长(从1907年至1913年四届只设一名副会长，从第五届至1946年第十一届也一直设两名副会长)，所以，史被暗杀的当月22日，总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联席会议立即推选杜月笙为副会长，他的名次一直排列于另一位副会长刘鸿生之前。杜月笙是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以后在1938年第九届、1943年第十届、1946年第十一届，杜月笙均连任副会长，共担任了12年副会长的职务(见《中国红十字会九十年》)。
但据笔者查证：杜月笙在此之前就已经接触红十字会的工作，而且担任了一定的职务。现在所能查到的是1934年9月，杜月笙已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公选为理事，并由理事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杜月笙当选为副会长之后，他同时还被选为总会下属机构救护委员会副主席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这说明杜月笙被红十字会选举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乐善好施”及在工商界的影响有关。上海每次赈灾募款均由杜月笙领衔，据统计，在“闻人”中，杜月笙捐款赈济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选为上海慈善团体的理事长。而且，每月杜月笙都要散发“济贫月折”，贫民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均可凭折领取救济金。对于这些“乐善好施”诸举，无论如何褒贬，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确是事实。
杜月笙
在杜月笙当选为副会长的两年前，他出于爱国心，曾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史量才领导上海的救护捐济活动。
《杜月笙先生大事记》载：“迨九·一八事起，不旋踵一·二八又猝发，我军英勇奋斗。先生念上海处全国经济中心，交通之总纽，其胜其贬，国之存亡焉，立即与诸同志组织上海市地方维持会，被推为副会长。一振臂而全市民众，不论男女老幼，感攘臂起，供应军需粮食于前线，安定金融生活于后方，救护伤兵于弹雨之下，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创为救济捐，则捐款表纷沓而至；征集机车工具，则应召者争先恐后。且于救济维持之外，设有政治、外交、租界问题、航空军事各委员会。盖先生之谋远虑深，非仅为一时之维持地方已也。协定停战之后，地方维持会结束，改为地方协会，旋先生亦改任会长……”
这篇文字据说出自章士钊先生手笔。客观而论，上述所记不免有夸饰之辞，但应该承认基本上是事实，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有影响和号召力，在淞沪抗战中，他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当然，地方维持会长史量才发挥了核心作用，杜月笙应该是受了史量才的鼓励和影响。
史、杜等人的作法，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当时蒋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十九路军抗战每每掣肘，因而对史、杜领导的捐款接济义勇军、向前线运送慰劳品、抢救伤员等，是不满意的。事实上，地方维持会及事后改称的地方协会，与当时贯彻蒋意图的上海市党部产生了矛盾。从某种程度来说，维持会由于从事爱国救亡，实际也取代了上海市党部的位置。这就招致了蒋对史、杜二人的不满，招致了史量才的被暗杀。
史、杜二人关系密切，所以杜在见到蒋介石时，屡次为史说好话。史被暗杀前，杜月笙曾亲自陪史量才去见蒋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史量才坚持抗日救国，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威胁，据说分手时蒋介石对史说：我有几百万军队，惹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针锋相对回答：我的《申报》(史当时是社长)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能得罪他们(指宣传抗日救国)。由此引起了蒋的杀机(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据军统老人鲍志鸿回忆：蒋介石听从杜月笙的建议，通知军统停止暗杀史量才的行动。因负责人赵龙文下午睡觉而致使电文未能及时下达。翌日史即被暗杀)。
史被暗杀后，杜月笙不仅担任了史原来红会副会长一职，也担任了史原任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会长。这依然引起蒋介石的不快。地方协会是在抗日救亡中产生出来的团体，不是蒋的御用组织。而且，杜任红会副会长后依然热衷救亡活动，所以蒋、杜二人的芥蒂并没有因史的被暗杀而消除。
03
杜月笙被推举为红十字会副会长，固然是因为他对救亡运动的热诚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也确实因为他有长期的赈济组织工作经验。杜月笙早在1924年就出面组织了上海难民救济会，1925年又发起联义善会，以“拯济贫苦”为宗旨(见《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成绩。
当然，做出这样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过去认为是戴、杜二人抓特务武装，对付共产党，实际这种看法违背了历史。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当年流氓真君子，如今君子真流氓。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唯一正式授权版本章君榖先生著《杜月笙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最权威的杜月笙传记，再现上海滩风华与民国恢弘历史。
04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抗战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医院
在抗战中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应该是做出了贡献的。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杜月笙在抗战中，激于爱国热忱，领导了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护和物资运输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热忱。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走香港。蒋介石为防止他投向人民，曾派俞鸿钧、洪兰友专程游说邀他赴台。杜以染病推拒。蒋发现杜欲回大陆，一方便散布谣言，说中共欲引渡他回内地清算批斗，另一方面布置特工潜入香港，欲将杜暗杀。杜因惊惧而中风，并拒绝治疗，1952年8月7日口述遗嘱，8月16日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不少污点，但也有黑暗中闪烁的火花。一个人只要做了一点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历史将会记住他。
当年流氓真君子，如今君子真流氓。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唯一正式授权版本章君榖先生著《杜月笙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最权威的杜月笙传记，再现上海滩风华与民国恢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