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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成德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官兵先后有2万多名被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是所有志愿军被俘官兵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当年一八○师被打散后,吴成德和部队在敌后坚持14个月后被俘,回国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1982年3月恢复党籍,恢复老红军待遇,其坎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选择与伤员们在一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局的发展使朝鲜境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当年10月中旬,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吴成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正好在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前进入朝鲜。由于时间紧迫,这支部队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1951年4月22日打响的第五次战役。
5月中旬,由于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我军正在进攻的一线部队不得不暂时休战,等待补充,使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对我方极为不利的变化。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定,主力部队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5月21日,吴成德所在师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军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师形成夹击之势;26日,则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
在春川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一八○师党委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会议由师代政委吴成德主持。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吴成德几次发问:“大家看咋办?”
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他们已经被压缩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地带里。经过激战,山上的荒草和树木早已被弹火烧尽,阵地表面被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如犁过一般翻起了约一米厚的松土,阵地上随处可见牺牲了的志愿军官兵的遗体,部队已经断粮三四天,弹药也所剩无几,人员伤亡在急剧增加。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第一八○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以能征善战而为人称道:在运城、临汾战役中,该师以善于攻城而闻名全军;挺进西北,挥师四川,他们留下了赫赫战绩。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则是该部队自建立以来最为严峻的现实:1万名官兵被敌军层层包围。
在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提议:“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战场的一般规律而言,兵力集中,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在当时面对敌兵数量和装备以及地势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进行一两个方向上的集中突围,只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多点出击、分散突围是一个下策中的上策。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立即按照会议的部署分散开向夜幕中走去。突围战斗打响前,吴成德骑着马到各团检查突围情况。在他路过一个山沟时,听到沟下有人叫道:“吴政委,我们挂彩走不动了!”原来这里有一批受了伤无法跟上部队行动的伤员。吴成德叫通信员找来了他们的团长,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就在这段时间里,师部已经转移。当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回来时,已经找不到师部。他们便骑着马向西追赶。
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夜空,探照灯也在山坡上扫来扫去。敌我双方相距已非常近了。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借着探照灯的亮光,他发现有300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前面有多少敌人?”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一行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当吴成德看到战士们那期待的目光时,他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他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很清楚,如果与这些伤员在一起,很可能无法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就如同船长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时候,选择与船同在一样,在这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吴成德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扣动了扳机,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这期间,不时地有一队队或骑马、或步行的官兵从近旁经过,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同时,他把伤员40人分为一组,每组由一两名干部带领,然后让大伙互相搀扶着,开始了突围。
坚持14个月,直到剩下3个人时,被美军搜山队所俘
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这使得伤员们要突围出去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在突围前许多人心里就明白,他们突围的努力很可能无法成功。事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突围的1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去,剩下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2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而一八○师的这次被围,一次就有近7000人被俘,占志愿军全部战俘的三分之一。一八○师的覆亡成了中国军人心中永远的痛,六十军军长韦杰直到临终前还在哆哆嗦嗦地写永远也写不完的一八○师覆亡总结。一八○师师长郑其贵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副师长段龙章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彭德怀则将这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
在当时,被围的官兵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俘虏。突围前杀死自己坐骑的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虽然最终没能冲出包围圈,但是他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与战士们生死与共,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他默默地期望着归国的一天,因为在他的家乡有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吴成德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他知道战争结束之后,祖国会通过各种方式营救他们。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作为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那天几个美军士兵拎着桶和水,来到单独关押吴成德的房间,要他洗澡。此前,随着被俘的人员一批批离去,吴成德判断他即将获得遣返,这是敌人在移交战俘前例行的“美化”,企图掩盖他们虐待战俘的真相。想到这里,已被敌人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成德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盛洗澡水的桶踢翻。美军士兵无可奈何,又拿来了水龙头,把他浑身上下浇了个透湿,然后扔进了一套新衣服要他换上。吴成德随手把这套衣服摔出了室外。他靠在墙边,精心地用针线缝补脚上的那双已经破了的旧鞋子。这双鞋,是他从国内穿到朝鲜来的。在被关押期间,看到它,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见了亲人;这双旧鞋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后来这双旧鞋被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所收藏。
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回到“三八”线以北,就像回到了家。吴成德和一些身体虚弱的人立即被送往位于开城的志愿军医院作全面检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和中方首席政治谈判代表黄华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吴成德等最后一批遣返归来人员,向他们表示了慰问与祝贺。
领导上的关怀和组织上的爱护,使这些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男儿们禁不住泪如泉涌,百感交集。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如今终于回来了,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变得无足轻重。
“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坚持不懈,终获平反
“呜——”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吴成德和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员,沿着两年前出国走过的路线又返回了祖国。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治疗所受的创伤,康复身心。同时也通过学习,了解两年多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
“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头脑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感到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当初为了国家,义无返顾地去了朝鲜战场,在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最终由于战场上的种种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成为战俘。在战俘营里,许多人仍然经受住了种种诱惑或是其它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了一个中华男儿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归来人员刻骨铭心地记得,在美方和韩方进行“甄别遣返”的时候,为了向世人宣布“自由世界”的胜利,勾结台湾当局,胁迫所有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而去台湾,并允诺,如果他们去台湾或者西方世界,将会获得永久的荣华富贵。为了断绝他们返回大陆的退路,美韩方面还强迫他们书写反共言论,在身上刺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绝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有的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想不通的事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没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们只求组织上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经过组织部门的重新鉴定与处理,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84岁。他死后,家人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秘密:吴成德生前省吃俭用,赞助希望工程4万多块钱。吴成德老人的举动感动了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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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费舍·迪安少将,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是驻扎在日本的美第24步兵师师长。他在奉命带领部队进入韩国后,首先与北朝鲜军交战。没多久,迪安少将就成了俘虏,根据迪安少将后来的回忆和记者采访的资料,我们来看一看,迪安被俘过程的一些细节。
1950年7月2日,迪安少将来到韩国釜山,随即驻扎大田,开始指挥美军抵挡北朝鲜军的进攻。虽然一开始迪安信心百倍,但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美军一路溃败。
7月19日晚,北朝鲜军已经到达大田周围,迪安后来回忆说:“我甚至说不准大田西北的阵地是否还在我们手里。当时,几乎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作战决定。”实际上,当晚迪安并不在指挥部,他感觉太疲惫,所以带着几个助手偷偷溜到了一栋无人居住的房子,躺下就睡了。
第二天拂晓时分,还在睡梦中的迪安被枪声吵醒,他很快得知,北朝鲜的坦克和步兵,已经冲进了大田,24师的残余部队一片混乱,正在城中四处抵抗。韩国士兵和美国士兵,都疲惫不堪、惊慌失措,迪安少将回忆说:“不足一个月之前还大腹便便,兴高采烈地待在占领军宿舍里,与日本女友消遣作乐,痛饮啤酒,仆人们把他们的靴子擦得精光锃亮。”
确实,这些在日本过着神仙般日子的美国大兵,此时乱作一团。比如,一辆北朝鲜军的T34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美军守卫的院子,里面的美国大兵大多数都跑了,剩下的一百多名卡车司机、机械工、厨师、文书,不得不拿起武器反抗。T34开了几炮,整个院子几乎被夷为平地,里面的绝大部分人都死了。
他的这个选择很无奈,因为就算回到指挥部,也是一片混乱,还不如亲自上战场呢。他带上了一个助手和一个翻译,找到一辆拉着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卡车。他们把卡车开到一个路口,将无后坐力炮瞄准了不远处的两辆坦克,一炮打过去,偏了,再一炮打过去,又偏了。他们毕竟不是炮兵,连续四五炮都没打中。
一直到中午,他们开着卡车追击坦克,只剩下一发炮弹了,依然毫无战果。此时,一辆坦克距离他们大约90米,几个人慌慌张张地开炮,又打偏了。那辆坦克并没有浪费时间追杀迪安,直接从旁边街道开走了。
气急败坏的迪安拔出了手枪,朝着坦克的方向不断射击,打光了子弹。后来他回忆说:“这纯粹是当时愤怒和无奈所致,我大发脾气。”
之后,迪安拼凑了一支“反坦克小分队”,用搜集来的反坦克武器伏击敌人。他们悄悄地穿过空荡荡的商店,躲在了一栋房子的楼上,通过窗户观察街道。一辆T34慢慢驶来,停在了街口。迪安就在坦克斜上方的屋子里,他意识到“吐口唾沫都能吐到炮管上”,于是指挥手下开炮。三发反坦克炮弹都击中了T34,这辆坦克报废了。
迪安当然明白,负隅顽抗只能全军覆没,再不跑就晚了。于是,指挥部召集一批残兵败将,在轻型坦克的掩护下,开始从城中撤离,迪安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撤离队伍的后半部分。
车队还没出城,就遇到了北朝鲜军的伏击,前方的一辆卡车中弹起火,本来狭窄的街道难以通行了。此时,两侧的屋顶上忽然出现了北朝鲜士兵,他们朝下面疯狂射击,美军躲在卡车旁奋力反击。
迪安乘坐的吉普车一路飞奔,司机就像疯了一样,快速绕过着火的卡车和喊叫的美军,不顾一切地想要冲出去。两旁的建筑物上,子弹不断地打过来,但他们的运气足够好,最终逃出了城。
城外也不安全,到处都是被摧毁的美军车辆,北朝鲜军随时可能出现。迪安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受伤的美军士兵,于是让他们上了吉普车。再往前走,一辆卡车翻倒在路边,司机已经死了,两名士兵被压在车下,还活着。迪安赶紧下车,发现这两名美国大兵完全可以出来,他们只是吓得不敢动了。
其中一人对迪安说:“我们还是投降吧,抵抗是没有用的。”此时,远处忽然出现一名北朝鲜士兵,迪安立刻抓起身边的M-1步枪射击,对方逃走了。迪安不想放弃这两名士兵,于是扭头命令吉普车司机继续往南走。
三个人互相搀扶着走了一阵子,后面开来了一辆半履带式牵引车,上面挤满了逃跑的美军。迪安拦住了这辆车,三个人踩在踏板上,抓住把手,吊在车外继续前进。车速很慢,迪安暂时不用担心会掉下去,但没走多远他们又遇到了埋伏,大家只能跳下车,爬进路边的沟渠里奋力反击。
北朝鲜军离开之后,迪安意识到继续乘车在路上走,太危险了。于是,他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涉水渡过锦江,爬到对面的山脊上,然后逃向南方。现在是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还抬着一个重伤员,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
过江之后上了山脊,重伤员神志不清,把所有人的水喝光了,然后开始说胡话,大家十分担心会引来敌人。幸好,这附近没有北朝鲜军,大家时不时可以休息一下。
很快,重伤员又迷迷糊糊地要水喝,但大家都没有水了。在一次休息的时候,迪安好像听到山脊下有水流的声音,他很激动,立刻摸索着朝那个方向走去。因为太心急,迪安走得有些快,山脊非常陡,越走越控制不住脚步……迪安就这么沿着山坡跑了下来,速度越来越快,最终扑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迪安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且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人了。此时,一支北朝鲜军的巡逻队从几米远的地方经过,幸好是晚上,迪安躺在草丛中一动不动,没有被发现。
在路上,他遇到了掉队的斯坦利·泰伯中尉,两人结伴逃亡。迪安身上有伤,虽然不太严重,但缺衣少食的在山野中逃亡,越来越难支撑。几天之后,他们躲进了一个南朝鲜农户家中,迪安给了这家人100万韩元(约合110美元),让他们带路去大邱。
这家人点头答应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带来一支北朝鲜军的巡逻队。幸运的是,迪安在屋里听到动静,没等巡逻队进入院子,他就和泰伯中尉一起逃了出来,躲进了附近的一块水稻田里。
迪安侧卧在泥地里,慢慢用胳膊肘撑着地,爬出水田进入了一个水渠,然后又翻过水渠,进入了另一块稻田。此时,他已经和泰伯中尉分开,两人往不同的方向逃亡了。资料显示,泰伯中尉没多久就被俘虏,几周后因为营养不良死在了战俘营。
迪安现在又是孤身一人了,他不认识路,只能慢腾腾的往南方走。在朝鲜的山林之中,他还要躲避敌人的巡逻队,行进速度更慢。因为没有吃的,迪安饥饿难耐,只能冒险找老百姓讨要一点食物。但是他的面孔太特殊了,老百姓要么闭门不开,要么很快就向北朝鲜巡逻队报告。
8月25日,他遇到了两个老百姓,他们愿意带着迪安逃往南方。迪安十分感动,就跟着他们走了,结果这两人直接把迪安送到了北朝鲜军的手中。在大田以南35公里处,迪安少将被俘了。
此时的迪安,已经从170磅的体重减轻到70磅,消瘦又憔悴。在他刚踏上朝鲜半岛时,曾经对韩国记者表示,北朝鲜军都是“农民军”,而他非常想尝尝朝鲜冷面。被俘后,朝鲜军官满足了他这个愿望,让他吃了好几顿朝鲜冷面。
迪安被俘之后,中朝方面严格保密,美军一直不知道迪安在战俘营里。早在7月22日,逃回釜山的24师残部就上报了迪安少将失踪的消息,麦克阿瑟立刻命令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寻找迪安。
沃克中将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安排了多方面的查找,但一直毫无线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说,迪安已经以身殉职。五角大楼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还授予了迪安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但此时的迪安,在战俘营里吃吃喝喝,闲着没事还在准备写一本书,名叫《在朝鲜被俘历险记》。
1951年底,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交换战俘名单,美国人才知道迪安还活着。1953年7月底,双方开始遣返战俘,中朝代表还给迪安开了一场告别宴会,他喝得酩酊大醉……
迪安少将的经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最终回到了家乡。但更多的美军官兵,则命丧朝鲜战场,永远回不去了。在这个战场上,美军见识到了,令他们真正恐惧的力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开始遣返战俘。9月4日,美军第24步兵师师长威廉·弗里希·迪安少将在板门店获释,随后被送回美国。他是被俘虏的美军当中,军衔最高的军人。
迪安于1947年至1948年期间担任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USAMGIK)军政长官。随后并在1950年指挥了战争初期美军的抵抗,特别是在大田战役中,他指挥美军第34步兵团用单兵火箭筒击毁了十多辆T-34坦克之后,在撤退途中与手下失散,流浪36天后被KPA发现并俘获。
在板门店被释放时的威廉·弗里希·迪安少将(左)。
迪安少将与其他被俘的美军一起被释放。回到美国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副司令,1955年10月31日退役。1981年8月24日,迪安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终年82岁。
1950年7月,迪安与第5军团司令沃尔顿·沃克在朝鲜,在不久之后,二人一人被俘,一人因车祸身亡。
一辆被击毁的KPA T-34坦克炮塔上写着“在迪安师长的监督下击毁于5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