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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就是最大的作为-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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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岛宾馆一号院，江青先后五次接受维特克小姐的长时间录音采访。由外交部派出的两名女译员担任口译。江青远离北京，在广州小岛享受到充分的 “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她从自己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穷木匠家庭讲起，自己从小如何喜欢读书、演戏，如何追求个性解放；十五岁时如何考上青岛戏剧专科学校，开始演话剧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十七岁时第一次结婚，是和一个名叫黄敬的人做名义上的夫妻，浪漫得很;十八岁如何只身赴上海闯天下，结交当时上海文艺界名人史东山、田汉、夏衍、周扬、廖沫沙、赵丹、郑君里、唐纳、章泯等等。她一个山东姑娘，如何成为上海演艺界的明星、红人；如何先后与四个男人同居。那时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藐视男权主义，追求性解放。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了一根肉棍，几条精虫？没有女人的卵子，你男人的精虫有什么用？（维特克大呼精彩，精彩，太好了，太妙了）世界上有哪一个男人，不是女人的子宫所孕育，又从女人的阴户踬出到这个大干世界上来的？对不起，我的两个女翻译脸红了，她们还没有结过婚呢。在这个世界上，却老是叫男人们说了算，叫男人们统治着，很不公平！所以远古时代，中国外国，都经历过一个时期的母系社会，由女人当家作主。话说回来，在上海除了演话剧，拍电影，还参加了地下党，到纱厂去教夜校，教女工们学文化，反对资本家剥削。一九三三年我被捕入狱。在狱中，我坚强不屈，没有出卖过组织，出卖过同志。半年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我实在忍受不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的黑暗腐败，更容忍不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宗派主义、享乐主义，而远走西北，投奔延安。延安当时的那个穷啊，苦啊，土啊，真是没法形容。人都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长虱子，床上生臭虫。但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我都忍受下了。加上不久又认识了我们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一见钟情，第一次到毛主席窑洞里去讨教革命问题，就被留宿，睡觉了。毛主席那时是个单身汉，他爱人到莫斯科治病去了，不回来了。毛主席那时才四十几岁，正当盛年。我那时才二十二岁，花朵一般年纪。两人的性欲都很强烈。你们西方人的著作里，不是对性很感兴趣吗？描写也很大胆吗？可以告诉你，我们东方人在性方面比较含蓄，矛盾，不让讲，只让干。你问毛的性能力？可以告诉你，他是伟人伟物，在我所经历的男人中，他是最强壮的。什么叫阳具？就是阴茎呀。对对，英文叫做“屁稏特”。我完全被他所征服…… 对不起，我的两名翻译同志不好意思了，她们没有男女性事的经验…… 你问中国人搞不搞口交？我们叫吹箫，文绉绉的名字，就是口淫呀，女人伺候男人。我们中国古代有个女皇帝，名叫武则天，她就叫一百多个男人轮流伺候她。那种男人你们叫 “午夜牛郎”，我们叫做 “面首”。武则天是中国女性第一人，女性的英雄，我很为她自豪。对不起，我不能再讲这个问题了。维特克小姐，还是应当和你谈中国革命，中国妇女问题，特别是通过我和毛的关系来谈…… 你不知道啊，当时在延安，有多少人反对毛和我结合啊，都是些大人物呀，包括：彭德怀，贺龙，朱德、项英、王稼祥，张闻天等等，等等。差点就被他们棒打鸯鸳了。当时拥护毛和我结合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周恩来。毛是伟人超人，他要干的事，谁都挡不住。不管多少人反对，他都会坚持住，最后证明他是正确的。那以后，我就留在毛身边工作，当秘书，做他的助手。毛的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参加起草。毛发往各个根据地的电报命令，许多也是由我执笔写出。我在中国革命中起的作用，一直没有对人讲过。毛也不让我对外讲。要讲我对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我随毛和中央前委，转战西北、华北。当时我是留在中央前委的唯一的女同志。那时蒋介石有八百万大军，我们只有一百来万解放军，加上一些民兵、游击队。我随毛转战西北、华北的那个艰苦、危险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我的正式职务是做毛的军事参谋。我掌握着所有解放军部队的番号，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华南等地部队的番号，很要害的！毛对我最放心。所以，我是协助毛指挥了解放全中国的大反攻、大进军的。那时，周恩来也在毛身边工作，他承认我的这个资历和功绩。一九五五年，我们解放军颁发军衔，颁了十名元帅，十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一百多名中将，一千多名少将。我丈夫毛很谦虚，没有接受大元帅军衔，我也没有接受军衔。真正的领袖，是不需要军衔的。你们美国的总统，除了那个艾森豪威尔，不也都没有军衔吗？我对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领导了中国文艺革命，特别是京剧革命。在我亲自指导下，已经创作出了八个样板戏，还有革命芭蕾舞剧，革命音乐交响诗，也在排练之中。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业。我因此被称为 “文艺革命旗手”；我对中国革命第三个重要贡献，是参加发动、领导了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丈夫是统帅，我是旗手。我担任中央文革组长，实际上领导着这场运动。当然，我是毛的助手，周恩来、张春桥也都是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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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江青为讨好一美国妇女，吹牛说：我在上海时，男朋友可多了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正式垮台，江青集团的政治势力趁机扩张，江青的政治野心也大为膨胀，她想要继毛泽东之后，成为党内的头号人物，着着实实地露一回“峥嵘”。
江青
江青为了继续扩大自己的声望，决定给自己立传，但她的想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因为毛泽东一直反对突出个人，他主张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歌颂人民，要给人民立传。在这样的形势下，江青想要在国内很顺利地出版她的个人传记，是很难的。
此时的江青想起了当年斯诺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事。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次来到陕北采访，此后他完成了著名的纪实作品《西行漫记》。斯诺在书中预言毛泽东“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还说毛泽东的身上有着“一种坚定本质上的活力”、“一种不可思议的特质”。
1937年，《西行漫记》首次在伦敦出版，受到了外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后来毛泽东也确实如斯诺所预料的一样，成为了新中国的领袖。
斯诺和毛泽东
江青觉得也可以找一个外国人来给自己写传，然后在外国进行出版。这样中国政府干涉不了外国人的新闻出版自由，她为自己立传的目的就能达到了，还可以顺便提高自己在国外的知名度。
江青打定这个主意后，首先把目光放在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身上。韩素音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与比利时人的混血儿，她曾长期在中国生活，汉语和英语都很好，她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也有很大的影响。
1971年春天，江青专门请韩素音吃饭，并让张春桥作陪。席间，张春桥旁敲侧击地暗示韩素音为江青立传。韩素音很了解中国的国情，深知中国的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她并不愿意介入此事，于是以自己很忙为由婉拒了，江青也只好作罢。
韩素音
1972年7月，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个叫洛克珊·维特克的人，此人34岁，是美国纽约宾翰顿大学的副教授，对中国的近代史颇有研究，也学过中文，她随团来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采访中国的妇女领袖。
中方很快同意了维特克的请求，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维特克却并不满足，她又提出要会见江青，因为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按照当时的惯例，外交部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为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在维特克的一再要求下，周恩来在8月10日作出批示：
江青同志，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在看到周恩来的批示后，意识到为自己立传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欣然同意。8月12月下午3点，江青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
江青会见维特克，左二为姚文元
江青在见到维特克后，竟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对方，但她或许是意识到这种动作有些过分了，于是改用双手紧紧握着维特克的手，然后非常热情地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如果我不见，就会有人说我骄傲了，是不是？”
维特克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但她迅速镇定了下来，轻声地对江青说：“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江青说：
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
维特克听后大喜，因为她知道自己可以通过江青，得知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机密，于是马上说道：“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有意思。”
这天江青和维特克整整谈了4个小时，但她仍觉得对这位洋女人讨好得还不够，又在晚上为维特克大摆宴席，其中冷菜不算，光是热菜就有8个。
江青陪维特克吃饭
周恩来在得知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情况后，担心她向对方泄露党的秘密，于是通过外事部门提醒江青：“不要多谈，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不过江青根本不予理睬。不久以后，江青前往广州休养，维特克也一同前往，江青在广州与维特克一共谈了7次，谈话共约60个小时。
维特克本来希望和江青谈一谈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和文艺问题，但江青对这两个方面根本谈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她干脆厚着脸皮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并把自己吹嘘成了一贯革命、马列水平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人。
比如在8月25日的会谈中，江青向维特克吹嘘说：
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却说：“我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您私人的故事。”
江青便又开始吹嘘起自己的身世，她说自己少年时代就受到压迫，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讲到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时，江青说：“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疯狂地追逐我。你别看我现在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富于感情了。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的，我背点给你听听。”
江青说完以后，还真哼起了一个上海小调：“我呀，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咿呀呵嗬唉……哈哈……”
江青对自己的吹嘘，维特克当然不信，但她为了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机密套出来，还是耐心地听着，并不时地把话头向党的机密上引。就这样，江青把党史上的许多机密泄露给了维特克。
8月31日，维特克离开中国，江青在送行时对她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江青回到北京后，马上派人整理她与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她准备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文后送给维特克，从而为自己的传记撰写提供帮助。这些资料被整理好后，首先送到周恩来那里进行审查，周恩来看完以后，认为事关重大，马上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十分生气，他怒斥江青“狗屁不通”。对于资料的处理意见，毛泽东干脆地提出：“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毛泽东和江青
在毛泽东的制止下，维特克最终没能得到她与江青谈话的记录稿，但她在回国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完成了江青的传记，并定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很快在西方国家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3.5万册，后来此书在其他国家以不同文字再版时，被改名为《红都女皇》。
江青虽然成功为自己立了传，但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她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