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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且只有根据经验与逻辑，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有人说过，这世界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逻辑。这话固然有所夸张，但体现的问题却是深刻的。因为逻辑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可以避免错误的认识、无谓的争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遭遇各种各样“逻辑问题”的责难。易中天把国人常有的逻辑问题，大致分成了以下三类：第一，问态度，不问事实。第二，问动机， 不问是非。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在《庄子》中有一篇抱瓮老人的故事：子贡看到一位老人正在给菜园里的蔬菜浇 水，他不停地用水罐汲水。子贡走过去对老人说：“老人家，现在有一种机械名 字叫做橰，即省力又快，你为什么不用呢？” 老人却说：“我并非不知道这种工具，而是一旦用了这种取巧的机械，就一定有 投机取巧的事情。有了投机取巧的事情，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有了投机取巧 的思想，就会丧失优良的美德。丧失了优良的美德，就会和自然社会不合拍，成 为与天地不能相容的人。” 很明显，在老人表面上很合逻辑的推理里，把取巧的机械，演变成投机取巧的道 德思想。但我们知道，取巧本是智慧的科技行为，而投机则是带有贬义的不道德行为。老人把“取巧”的机械当成投机取巧的不道德行为，把道德和科学搅合在一起， 似乎义正词严，实质却是满嘴胡言乱语。在故事中，老人的一系列因果推理，从行为——思想——道德——与自然不合拍 ——最后得出与天地不容的结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滑坡谬误。现在我们看 这个结论是很荒谬的，因为使用机械橰根本不可能产生与天地不容的结果。但就是这种只问态度，不问事实的“中国式逻辑”，似是而非的胡话，竟然让子 贡心悦诚服，甚至惭愧得无地自容，可见其欺骗性有多么强。李敖曾嘲笑金庸虚伪，武侠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侠义是虚的，是假的，金庸本人并 没有做到侠之大义。更说金庸是假皈依，伪佛教徒，金庸曾来李敖家中拜访，金庸说自己已经皈依佛教了。
李敖则不以为然，并发问如果金庸真心皈依佛门，佛教的“舍离一切，而无染着”，那么钱财就是身外之物，让金庸就把他的财产全部捐出去吧。据李敖说，金庸听后自是哑口无言，无力反驳。实则是李敖扭曲了佛教的原旨，把“成佛”的条件偷换概念为“信佛”的条件。其实质是胡搅蛮缠。佛教所谓“舍离一切”，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抛弃，而是“心 不住”，正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对于信佛者，佛家从来没有要求人们：舍弃财产。其实，金庸已经为社会捐出 4000 万财产，但他不肯为自己辩解，李敖就自以为把人家驳得哑口无言，无力 反驳。李敖把金庸的沉默当成了理屈，误以为金庸不辩，就把金庸给批倒了，其实是 一种典型的只问动机而不问是非的“中国式逻辑”。“我这是为了你好！（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这大概是生活里中国大多数父母，最常对儿女使用的话术了。站在道德制高点， 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向孩子碾压，孩子自己的看法已不再重要了。国人自古就是以宗族，族群。地域，血脉为纽带的文化。家庭里，父母们把孝义 的大旗一挥，就可以夹杂宣泄与教育的双重标准和孩子暴力相向。宗族制度的某些思想腐朽性延续千年，鲁迅说：从来如此，就一定对吗？新文化 运动中对封建宗族制度的批判透彻而深刻，甚至根植于国民性中，想揭一点伪饰 以引起疗救，反而成了异类。翻翻历史，多少孝是出于爱，还是来自伦理对个体自由的压制。中国人也喜欢说“讲道理”，但这个“道”，是道德，而非讲理。或者把“理” 解释成“情理”“面子”。所以社会、生活当中，国人大多时候只问亲疏，不问道理，纯粹讲理讲逻辑是讲 不出去的。必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感化”下才能说服对方。如果这样还 不能说服，就把“理”直接换成“力”，直接来硬的，马上搞定。这些谬误不仅像病毒，有时甚至如基因，已经根植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头脑。从本 质上来看，是缺少了真正的逻辑，在现代社会这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教育阶段缺乏系统逻辑课程的学习。真正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通常 只是半学期选修）逻辑课程要到大学才有，甚至有的大学根本不会开设这种通识 课程。教育一直被视为是“精心”培育“新人”的过程。强调理性思考的逻辑言说无 助于这种“呵护”的进行，遭受厄运也就在所难免。●二是父母的影响。父母权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逻辑说理的必要性，于是沟 通转变为了服从，这是以强制代替逻辑说理，以道德约束孩子的自由选择。●三是公共空间的逼仄与戾气，导致无法形成有意义的严肃讨论。经常的情形是， 一旦陷入某项争论，首先想到的是先质问对方的动机纯不纯，而非对事实的探究， 对真相的追求。逻辑言说除了本身作为一种知识外，它还能够塑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