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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 大字报引发的现行反革命案
在重庆长寿境内，长江北岸的龙溪河入长江河口处，有几个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工厂，解放后工厂归属国家所有，上世纪70年代初，在那里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川的张贴反动大字报的“现行反革命案”。
本文要说的主人公叫张大强，他当时是重庆第七棉纺厂的工人，那时正兴起大讲阶段斗争、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上学、提干、入党都讲成分。
1973年春季的一个早晨，公路边的一堵石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血统论是摧残人类文明枷锁”，其中写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洞洞，好人的后代就不会出现坏人？‘坏人’的后代就永远是坏人？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大字报引起强大的轰动。很快就有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此事惊动了市、县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即组成专案组，还抽调了几个厂的保卫干部组成外围调查组，队伍庞大到近100人。专案组工作近两个月，毫无一点线索。外围大队只好草草收兵，留下几个精兵强将继续寻找线索。
此时，上面发来通知，收缴几本反动和黄色手抄本，据说上海、重庆城抓了不少偷看这些书的人。这两本书好像叫什么《阿曼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另一本叫《归来》(又名《第二次握手》)，还有一本叫《一双绣花鞋》。驻地几个厂的保卫科就组织各部门传达上级通知，要求发现线索，立即向保卫科或者公安机关报告。
“文革”期间，由于公、检、法机关受到冲击，县公安部门人手有限，就临时从各单位保卫科抽调人员，重棉七厂保卫科也抽调有人到当地公安机关。
一天，公路边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不要学秦始皇”，文中把当时的禁言和禁书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结合起来，写道：“这种行为是阻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犯罪。”
前波未平，又起后浪。此事立即引起市、县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省里领导也专门批示：这是反革命集团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然挑衅，要尽快将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市里由一名领导挂帅，成立专案组进驻当地。
没有线索，只有开展人民战争。县里在专案组的指导下，方圆十里的厂矿、农村逐个排查人员动向，收集了好多万人的笔迹，逐一鉴别。一个月下来，筛选出可疑分子几十人，进行认真排查，最终否定了一大半，留下的人收押审查。但这些人都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专案组压力很大，几乎是通宵达旦的加班。
又过了一段时间，该厂抽调到公安机关协助工作的姚某因加了夜班，晚上12点才回厂里的家。他刚走进厂区，他看见张大强一个人在厂里徘徊，立即引起他的警觉，回家后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去向专案组汇报了这个情况。
专案组立即调来张大强在厂里留下的笔迹，最终还是被否定；又对他的社会情况及平时表现进行调查，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此人性格孤僻，除上班外，几乎不与人交往，平时言辞也很少，几次排查他都没有被注意。最终，专案组决定找他正面谈谈。
专案组没有料到的是，刚一找来张大强，他就主动承认了是他一个人所为，没有任何人参与，而且很快交代了所有的细节。
原来，他对现实推行的政策很不满，一直有很多话藏在心里。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失眠，每晚都要起床溜达一圈，于是想到写大字报发泄一下情绪。他买来毛笔纸张，用左手书写好大字报后，趁晚上大路上无人行走，悄悄贴了出去。
如竹筒倒豆子，敢作敢当，他几乎一个小时之内就交代了自己的所有罪行。当天，他就被专案组执行了逮捕。
案子破了，精疲力竭的专案组松了口气，那些因涉嫌此案被收押的人也被放了出来。
几天后就召开公处大会，宣布逮捕张大强。那天，一大早，城内广场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广场周围挂了很多白纸黑字的标语，一同陪斗的有反革命分子、纵火犯、强奸犯、流氓团伙、盗窃犯、杀人犯等40多人。
那天，调来了工矿企业10多辆解放牌、东风牌卡车，前面开道车上，坐着几个公安兵，车头架着一挺机关枪。宣传车上安装了四个高音喇叭。公处大会宣布逮捕后，这些被公处的人被押上卡车，被荷枪实弹的公安兵押着游街示众，从桃花街到长垫公路上的渡舟、葛兰、石堰、云台等八大场镇，游了一圈。
处理结果很快出来，张大强被判处死刑。
执行死刑那天，城内广场四周写满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标语。周围高楼的房顶上、窗户上公安兵架着两挺机枪对准会场。
大约10点钟，张大强五花大绑，被四个公安兵架上了审判台。他脸色苍白，平视着会场。当审判人员宣布他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仍然面不改色。
最后，他被四个公安兵架上卡车，沿桃花街、东新村，在长化厂至东新村的走马岭一山塆（现已修成加油站）处，被执行了枪决。
拨乱反正后，张大强被平了反。但国家那时还没有赔偿法，他的家人也没有过问此事。再后来，人们就渐渐淡忘了这件惊天动地的“现行反革命案”。
（作者注：因涉及个人隐私，文中所涉人物均用化名。）
老陈，现年81岁，在公安机关工作多年，曾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公安通讯3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