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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2024-05-30 19:44:11) 下一个

此文對這一轉變所做詳盡的論述分析,非常值得一讀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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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是近代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它不仅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以巨大的震撼力推动了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遗憾的是,受制于历史进程的制约,辛亥革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由革命党人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内涵有着什么样的沧桑演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族国家”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1855—1944)提供的位于东京赤坂区某处民宅内,“中国革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被推举为总理的孙中山,首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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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成立

1)何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共同拟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

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驱除”,绝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推翻”。至于“驱除鞑虏”,可以理解为“将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驱逐到满洲(东北)”。不过,这一解释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即彻底斩断了“满洲”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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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他的战友们

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按照字面意思,“恢复”可以解释为“回到原来的情形”。孙中山认为,“中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换言之,所谓“恢复中华”,就是“在汉族聚居的十八省范围内,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至于满洲(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均被其“无情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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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版图

2)“民族国家”,即“十八省汉人国家”

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不仅将象征着“十八省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设为“国旗”。还在其发布的各种文告当中,均以“十八省”为号召。

所谓“十八省”,就是明清易代后,清朝将原有的十五个承宣布政使司中的湖广分为湖北湖南南直隶(先改名为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从陕西中分出甘肃后,所设置的18个省份,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汉族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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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士兵所挥舞的旗帜,便是十八星旗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的很多革命党人,一直没有将以蒙疆藏等“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固有的领土”。

比如在《排满平议》(1908)一文中,章太炎提出,“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 以复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在他看来,把蒙疆藏等边疆地区“开除”之后,尽管国家的领土面积缩水了,但更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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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3)何谓“民族建国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革命党人如此执着于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受制于“华夷之辨”思想的熏陶,早期的革命党人未能有效认清“清朝统治阶层”和“满族普通同胞”之间的关系,将国势衰微的罪魁祸首一股脑推给了“非我族类”的“满洲(族)”。因此,“恢复汉人正统”和“排满”,一直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

其次,流行于欧洲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在刊发于《江苏》杂志的《新政府之建设》(1903)一文中,就提到了这一理念: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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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潮》杂志封面

刊发于《浙江潮》杂志的《民族主义论》(1903)一文,对“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

“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兼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也)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兼无数民族于一国(之)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成)泡影焉。

文章作者认为,“多元一体”的清朝“不得谓之国”,“解体是在所难免的”。换言之,民族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没有必要完整继承清朝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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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华著《猛回头》

在《江苏》杂志刊发的《政体进化论》(1903)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在十八省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观点。

“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 必现出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家),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

一言概之,在不少革命党人看来,“边疆地区”在“新国家”中可有可无,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地区是“新国家”的累赘。

4)建立“汉族国家”衍生出的致命问题

就在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同时,在日本、沙俄等列强的挑唆下,在内外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以“排汉”为主的分裂危机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对此,立宪派学者杨度(1875—1931)在《中国新报叙》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国家)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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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1875—1931),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晚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立宪派学者提出的异议,革命党人给予了强势回应。孙中山认为,“(或)处于日(本)人势力之下,或为俄人所控制,或几成英人的囊中之物,且只能以百万人口之计的满、蒙、回、藏等族,何以能平等地共和建国?”

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原因很简单,他们刻意回避了以“驱除鞑虏”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对边疆民族的冲击所引发的离心倾向(拓展阅读: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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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俄国的外蒙古王公

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极端民族主义”的拨乱反正

在今天看来,“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排满”口号来说,它固然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进程,但也一度让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党人终于意识到,“(这场)颠覆君主政体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并非是一场民族革命”,“即便是汉人当皇帝,这样的政府也必须推翻。”至此,“驱除鞑虏”和“排满”,正式被“五族共和”所取代。

1)“十八星旗”与“排满”

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起义,位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呈现出了涣散状态。其中,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为了推动当地的革命发展,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并将革命旗帜设定为“十八星旗”。

“十八星旗”的长宽比例为8:5,图案由红底、黑九轮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其中:

  • 红底和黑九轮寓意“铁血精神”,预示着用武力推翻清朝的决心;
  • 黑九角代表着《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 18颗小黄圆星代表了“汉地十八省”,示意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
  • 圆星呈金黄色,表示与清朝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客观地说,“十八星旗”的设计理念,无疑是“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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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星旗

1908年冬,共进会成员孙武、焦达峰等骨干先后回国。他们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并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军,“秘密编成五镇军队”,可谓“进展神速”。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很快便掌控了武汉三镇。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十八星旗”也成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象征。当然,这也预示着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被他们统统“驱逐出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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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会旧址

实际上,在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中,共进会一直以“排满”偏激所著称。因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其激烈。根据外国传教士记载,“满人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男女老幼都有,数量过万,死相凄惨......”。

可以预见,湖北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全国电》,充斥着极端激进的“汉民族主义”思想。除了频繁出现的“十八省”、“汉人”等字眼之外,对于“革命的未来”做出了“极端的展望”:“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 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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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讨》杂志

在几乎同一时期发布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内容更为激进:“.....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我汉人四万万之生命,死活在此一举,成则与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再享万万世世之福,否则堕于地狱中永无超生之日矣......今日之举, 是合十八行省诸英雄倡此义举......”

值得注意的是,《布告海内人士电》的后半部分内容,改编自《民报》增刊《天讨》上由章太炎撰写的《讨满洲檄》(1907)一文。

只不过,《布告海内人士电》的内容更为激进:“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 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简单地说,《讨满洲檄》中的“又尔满洲胡人”一句被改为“又尔蒙回藏人,“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一句改为“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与外胡响应”一句杯改为“与外蒙响应”。一言概之,湖北军政府已然摆出了“与满、蒙、回、藏四大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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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与清朝新军交战

与湖北一样,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1875—1934)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后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并自任都督。与此同时,他们也设计了自己的“十八星旗”。

对于四川版“十八星旗”,时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如是描述道:“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像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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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星汉字旗

实际上,很多起义地区的旗帜,或多或少都在传达着“要在十八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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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旗帜汇总

2)“五色旗”与“五族共和”

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革命重心同时转移到了江浙地区。要知道,这里一直都是立宪派实力的“基本盘”。这就意味着,以“排满”思想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有了趋于温和的迹象。

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1860—1930)、浙江都督汤寿潜(1856—1917)、沪军都督陈其美(1878—1916)以及各省留沪代表们,共同召开省代表会。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人士和温和派革命党人,已经成为了参会代表中的“大多数”。

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换言之,“民族团结”和“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已经被很多革命党人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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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旗

到此为止,两广革命军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两湖革命军使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为了在这场革命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旗帜。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 在南京正式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不过,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一直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颇有微词,更倾向于使用“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时如是说道:

“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人士已占据压倒优势。因此,将“五色旗”设置为“国旗”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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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背景即五色旗

当然,尽管孙中山对“五色旗”不怎么感冒,但也逐渐将“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等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就一再强调: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到此为止,“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式成为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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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危机的全面爆发和处理

不过,即便将“五色旗”设为“国旗”,将“五族共和”设为“建国之本”,并很难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刻实现。原因很简单,不仅边疆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对革命心怀疑惧,就连以东北为首的部分汉族上层人士,也对革命充满了困惑和不解。

与此同时,以日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准备“坐山观虎斗”,以便“分割中国”。1911年10月,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满蒙”事宜:

“根据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 两国即可根据一九零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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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双方“又穿上了一条裤子”

1)革命风暴中的边疆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驱除鞑虏”的口号,给内外蒙古的王公阶层,给予了非常大的心灵暴击。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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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911年11月30日,在沙俄的策动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称帝并宣布“外蒙古独立”。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拓展阅读一文综述:外蒙古独立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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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哲布尊丹巴

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地相继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月底,在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准备接受日本贷款并发动“起义”。

坦诚说,尽管孙中山在1月28日特别致电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以示抚慰”,甚至说出了诸如“汉、蒙本属同种”这样的话。但是,“驱除鞑虏”、“八月十五杀鞑子”等“珠玉在前”,一纸宣言和几封电报,怎么可能化解隔阂(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和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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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

因此,在内地“驱除鞑虏”的同时,边疆地区也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在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大量汉族百姓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的汉族百姓处境极为悲惨。

一言概之,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分裂,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以及种族仇杀。对于各族人民来说,“民族战争”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归属于甲国;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归属于乙国。拓展阅读:巴尔干之殇: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盘)。

3)迷惑不解的东北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身在北方的汉族上层阶级,也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充满了疑问和不解。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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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张作霖

在“南北和谈”接近完成前夕,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并表达了与“民国政府”“分家”的倾向:“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 人绝不听从其指挥… …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

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主动联系落合谦太郎:“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

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联系落合谦太郎:“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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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坦克

众所周知,张作霖一直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相比,革命党以及民国政府更令他感到不安。因此在宣统退位后,“东北三省继续悬挂龙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马上任命他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中将军衔),并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他并暗示“升官有望”之后,在逐渐将张作霖“稳了下来”。

4)袁世凯的补救

作为旧官僚代表的袁世凯,或许内心并不认可“共和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职业政治家的他,在“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的事宜上面,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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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

以内蒙古为例,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了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其中,阿穆尔灵圭在1912年10月,代表民国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开始担任乌里雅苏台将军。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即民国时期的内蒙古王公,在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蒙古王公们逐渐放弃了分裂的图谋,不少逃到外蒙古的蒙古族王公也陆续回到了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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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灵圭(左)和那彦图(右)

结语

南北议和的妥协,固然没有实现“彻底革命”,但也大体维持了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历史证明,无论是带有改良色彩的立宪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把成功领导革命(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民族的整合“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因为它是在组织的一个共享的社团层次上发生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

换言之,“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是中国各民族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机制中共同繁荣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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