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中识人－－－－悼杨德豫先生(旧文重发)

   刚登录上孔夫子旧书网，习惯地先看一眼“书界新闻”这个栏目，这是自网站曾一度活跃的论坛关闭后养成的新习惯，却出乎意料地看到了《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去世 他是中国英译诗高峰》的文章挂在栏目首位，头顿时蒙了一下，打开来看，是真的。心里直觉空落落的，一边发手机短信给关心文坛的朋友知晓，一边念着怎么会？

  我与杨德豫先生素不相识，充其量算是他的一名不及格的读者。他所主持出版的“诗苑译林”名满书界，我一直在努力收集，到现在还没有集齐。他的译作，旧版的《拜伦诗选》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套五卷《杨德豫译诗集》正摆在我的书架上，也只是稍微翻了几页而已。

  唯一能和杨先生发生一点联系的，是我旧年从网上陆续购得的杨先生致诗人申奥及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楚至大教授的十余封信。正是这些我一一细读过的信，让我对千里之外的杨先生有了立体而清晰的印象。

   网站上的文章中引鲁迅研究专家、湖南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朱正的说“杨德豫的中英文修养都很深，是湖南出版界第一位学者，学问人品俱佳。”这十余封信或长或短，洋洋洒洒，除简单问候、互谈身体病情外，由于写信的随意性，涉及的人与事极多，大致可分几类：

  一、品评时事，

  相对于日记，书信的私密性更强，价值也尤为珍贵。二三知交好友鱼雁往返中，由于第三者看到的可能性极小，因而品评时人时事多放言无忌，自然多多少少地揭开了时代风云之一角。

  在八十年代末杨先生致诗人申奥的信中说“湖南对上面的精神跟得很紧，搞得很‘左’。我们现正全力投入‘清查’（查坏书）和‘清理内部’（查坏人）运动。我只搞译文，即未宣扬过自由化，也未宣扬过淫秽或凶杀，所以我大概可以肯定不会被揪出来。但眼睁睁看着人们又像过去的政治运动中那样互相倾轧（美其名曰‘举报’），心里总不是滋味。”

   在风景甲天下的桂林避暑，杨先生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我前次（91年）去桂林时，城市街道都很破旧；现在已焕然一新，比过去漂亮多了。但桂林老百姓……反而感谢美国人克林顿。原因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人民群众多次反映桂林市容太差，要求改进，当局都置之不理；直到97年克林顿来访后，说了一句‘桂林是自然风景最美的城市，也是市政建设最差的城市’。广西和桂林的两级领导受此刺激，觉得脸上无光，这才大力加强桂林的市政建设。……这大概也是一种‘洋奴心态’吧”

  如鲁迅文学奖。“最近一期《文艺报》发表了鲁迅奖获奖名单……报道中说此次评奖‘坚持少而精、宁缺勿滥的原则’，我数了一下，获奖人共达九十六人之多，两年奖九十六人，也就是每一年有四十八个作家获鲁迅奖，这样的鲁迅奖还值几个钱呢？鲁迅地下有知，恐怕要用‘国骂’骂他们了。”

  外国文学划归中文系，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解放后‘全国一盘棋’的普遍现象。解放前大学外文系都是兼顾语言和文学，而以文学（外国文学）为主。解放后改称外语系，只教语言不教文学，外国文学成了无所归属的孤儿，只好划归中文系，在中文系下面设一个“外国文学教研室”，由不懂外文的人通过译本来研究外国文学。全国普遍如引……真是荒谬绝伦！

  二、臧否人物

  在信中，颇多涉及时人，如名词人、书法家吴丈蜀，“此人六十至七十年代都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与我爱人是同事。他不但是词学家，也是书法家。解放初期由于爱国从香港回来的。抗美援朝中还独自捐献了一架喷气式飞机。但到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工资被剥夺，只发极少的生活费，穷到冬天全家人合盖一床棉被，把另一床棉被拿去出租，每夜可得租金二角或三角，以此来弥补家用。这样的事，真可以列入“今古奇观”！”又如写以《思痛录》、《露莎的路》的反思作品名满文化界的韦君宜“韦君宜写的《思痛录》也可一看，但事实记错了的也不少。”

  三、谈论译事。

  作为一个出色的翻译家，恐怕最不能容忍的是对译事的不负责任。“闲暇无事时又翻了翻×××那本书，发现笑话甚多……最可笑的是：Geneva是瑞士名城日内瓦，Netherland是荷兰，这都属于普通常识的范围，而×书372页竟将Geneva译为‘格纳瓦’，377页又将Netherland译为‘纳塞朗德’，岂非天大的笑话！”然而最令杨先生寒心的是不仅如此，“×××似乎不大虚心，我前次给她写信，只指出了书中的三处差错，过了一个多月她还不回信，大概伤了她的自尊心吧？”闲来在网络上百度了一下信中提到的某君信息，一看吓一跳，名头好大：博士，大学院长、教授，为她的弟子们默哀。

  还是在看到的网文中，杨德豫先生唯一的女儿杨小煜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生前很低调，不喜欢很热闹和闹哄哄的环境，他喜欢安静。对于自己经历的人生坎坷，他从来不主动对我说，我是通过他写的书，还有他一些朋友才了解到的。” 我很幸运，能从网上以并不高的价格得到杨先生的诸多手泽，包括这些并不豪放的字迹后面隐现的宝贵品格。

  在八十二岁生辰所作的随笔《墓志铭》一文中，杨德豫先生改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为自己的墓志铭： 

   我活着也好， 

   我死了也行，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飞蝇。 

   呜呼哀哉，尚飨！ 

  讨厌何来，文中也有答案“我从小就讨人厌，在兄弟姊妹当中是惹是生非最多的一个；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顽劣异常，屡次在课堂上瞎胡闹而遭老师训斥，小学三年级曾被女级任老师当场揪出来，推到教室一隅的痰盂旁边罚站，她说：“你只配和痰盂做朋友！”考大学时，一再违抗父命，一意孤行，以致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此儿真可恨也！”大学期间为左道旁门所惑，热门子闹学潮而未能专攻学业，对我期望甚殷的老师也为之惋惜不已。1949年成了“戎马书生”，在军中服役9年多，口头笔底经常放言无忌，用语尖刁，为同事们所侧目，赢得了“刀笔吏”和“刀子”的诨名。五十年代后期更不止讨厌，不止可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阶级敌人，成了贼配军和苦役犯，从英年壮岁直到白发苍颜。“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生前讨人厌，死后讨鬼厌，不仅理有固然，也是势所必至。”

  在此，我斗胆将文中一句加了两个字“生前讨大人厌，死后讨恶鬼厌”，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杨先生这样可敬可爱的人在这个世上可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