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渣儿化进程中农民出身者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中国人人渣儿化进程中农民出身者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013年3月20日

何必

旅游局强迫导游买印香烟标识服装 否则不予年审……（略。）

现如今的中国，无奇不有吧？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王飞凌邮件组里的相关讨论。

（何必注，略。）

呵呵。

昨天，有长期看到俺如此每天一篇文字者发来邮件，告知自3月13日起，就没有收到过俺的邮件。俺看了一下，13日恰恰是俺就全国二会污言秽语的内容，标题也明晃晃地“二会”。果不其然，被网站没收咧。由是，俺只能对以往俺只用新浪邮箱发送者，同时也用谷歌邮箱发送。至于说是不是能够收到，俺实在无法保证。由此可见，习李新政到底是好还是坏了吧？

昨天，俺就黄浦江死猪事件专题传播相关内容，并评头论足过吧？

死猪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肇事者显然是农民。

于是乎，一个非常鲜明而迫切的问题油然而生，中国农民的道德状况到底如何？如果说现如今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道德败坏，那么农民在其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其中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样的？

俺也算是饱尝农民之苦了吧。就算是今年，未能幸免。

由是，在死猪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事件发生后，俺与周围人也就中国农民的道德状况进行过讨论。俺的问题非常直截了当，农民与城里人的道德水平哪一个更差？得到的答案几乎是异口同声不假思索——农民。有信奉宗教者甚至引经据典说，如果按照修行来看，农民受苦本身就是一种轮回和报应，这当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群体的事情，而是占据中国总人口半壁江山的人群，在轮回角度上，之所以成为农民，或者没有投胎到城市，就是孽债的效果，在神的眼里，农民身上一个个都黑狼滚滚排山倒海浊气冲天，受苦受难并非是什么歧视性政策或者制度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当然喽，俺不是有神论者，对于如此评论俺不知道该如何盖棺定论，权且一听。

或许是刨根问底的职业病的缘故，俺又发问道，在平日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农民出身的人与城里人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具体而言，在一个不管是临时性还是相对固定的共同体之中，农民出身者的表现怎么样？这显然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比如，凌晨四五点，俺就被楼下农民工的大喊大叫吵醒，农民工起来了，故意制造噪音，破坏他人的睡眠，而俺在如此楼上都被吵醒，也就不用说下面楼层的住户了吧。俺楼下工棚里的农民工，随地吐痰擤鼻涕泼脏水，弄得臭气熏天。现如今，农民工所到之处，无一幸免不？北京著名的300路，已经成为农民工专线，并且，北京公交车疯抢拥挤，农民工功不可没吧？而地铁上农民工大包小包席地而坐，人们避犹不及吧？

俺一直提及，俺在北京电视台干的那七年，实际上是遇到了一个俺非常钦佩的制片人。虽然说最终俺离开电视台，核心原因是这个制片人被拿下，新上任的女性制片人当然暴露出女人比男人更坏的特质，而俺的离开与前任制片人也有所纠葛，但总体上说，他还是俺到现在认为中国难能可贵的上司。为什么如此？他爹原本是央视的副台长，从小就在广播局大院里成长，有钱有势见怪不怪，见多识广，犯不上为了鸡毛蒜皮蝇营狗苟。而俺们那个节目最火的时候，频道主任何许人也？人民日报原副社长艾丰的千金，如果不是这等干部子女，节目蒸蒸日上是不可能滴。不信？看看现如今那就个节目惨不忍睹的模样吧。俺在电视台很多同事都可以看到俺如此文字，可以证实，节目的每况愈下吧？

节目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个栏目组里，一个副制片人却总是阴阳怪气。比如说，大概是2006年芙蓉姐姐向全球征婚，俺们节目又是个太剑走偏锋的货色，栏目组的坏小子们阴谋诡计——芙蓉姐姐的要求放在俺身上是恰如其分，因此要求当天晚上节目直播里俺在演播室里出镜，两个主持人调侃，成为“芙蓉姐夫”（奶奶的，后来同事还经常叫俺“姐夫”呢）。俺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主儿，但是如果如此公诸于众，俺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干滴。俺的电视节目里出镜，只是一个评论员。当时，俺在凤凰卫视曹景行的节目里担任特约评论员，如果弄个姐夫，太贻笑大方了吧。那个副制片人，屁颠屁颠跑到频道头那里汇报了姐夫创意，得到批准，回来后被俺拒绝，火冒三丈，狐假虎威，口口声声“这是领导决定的”，俺却不咸不淡回复说，领导决定算个毛啊，俺就是不出镜。最终不了了之。

这个副制片人，来不来就拿领导说事儿，并且对领导奴颜婢膝，唯唯诺诺，是栏目组乃至频道有目共睹滴；而且，非常热衷于报道比如北京二会那样的垃圾题材，根本对俺一直坚定不移说二会就是收视率杀手的说法置之不理。这也不难理解，本质上这是投机钻营捞取政治资本的路数。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他就是农民出身。

死猪事件后俺与周围人讨论农民问题时，惊奇地发现，在各个单位、企业、机构等等组织之中，农民出身的人是最喜欢争权夺利投机钻营的。而且，这并非什么偶然性因素，恰恰是一个非常普遍化的现象。

哈哈。

又发现了一个规律。

什么叫标杆管理？什么叫吃一堑长一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总是能够从中寻找或者得到有所进益的成分。

这就如同，有女人也承认，赶上个女性上司是个最倒霉的事情，但是却拒绝承认自己也会如此这般一样。

农民出身者争权夺利，但却不会认为自己如此行径本质上依然是农民。

得出如此结论之后，再去回想以往的经历，如假包换。农民出身者，概莫能外，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投机钻营互相倾轧打压方面竭尽全力并且经年累月乐此不疲。拉帮结伙，结党营私，香仨臭俩，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可以说，农民出身者是毒化一个组织的行家里手。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见风使舵，见人下菜碟，倚强凌弱，狼狈为奸，挖空心思挖坑埋雷设置陷阱，坑人整人，并且不择手段。

事实上，这种表现当然绝不仅仅是在社会化的组织之中，即使是在一个家庭或者哪怕临时性的共同体之中，这种表现也无处不在。可以说，揽权卸责是农民的拿手好戏。而如果对方也是如此，那么就只能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最终不是闹出人命来，就是分崩离析。

这种现象，咱们看到的太多了吧。

2005年，北大光华争权夺利闹得满城风雨，身为院长的张维迎对邹恒甫不择手段，最终邹恒甫忍无可忍，出现了总爆发，扬长而去，回到了世界银行，并且公开指责张维迎，连带着把什么李稻葵、钱颖一等等国内外知名的中国人留洋经济学家悉数数落一番，当时俺也传播过相关内容吧。张邹之争，如果放在农民出身的层面上，就可以看到，张维迎争权夺利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吧。

王飞凌邮件组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经常对一个什么小事发誓赌咒，说如果事情不是他判断的那样，他宁可不再干国际关系研究，而是回到内蒙去放牛。农民气概不是？

北大有多少院长是农民出身？

中国有多少掌权者是农民出身？

相形之下，城里人就不那么热衷于权力，对争权夺利没有那么情有独钟。

有道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以此类推，你不理权，权不理你。

因此，太多权力都被农民出身者攫取，也就在所难免。

由是，中国也就这么变成了一个农民国家。

实际上，胡星斗、丁学良等等，都是农民出身，因此也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无所不能背后挥之不去的农民本色。

那么，如果按照姚中秋（秋风）所谓精英败坏是中国失序的根源的说法，在农民出身成就农民中国的意义上，又该如何看待呢？

还是拿俺那个制片人来说事儿吧。

可想而知，从小到大，一直在广播局大院里成长，受到着城市文化的熏陶，对于有钱有势处变不惊，并且成天到晚优哉游哉，游手好闲，对节目放任自流，可也恰恰因为是这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经意间节目成为北京电视节目里的一个奇迹。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制片人不是这么游山玩水无所用心，而是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那么节目恐怕也就不堪重负，半死不活。

城里人的如此无毬所谓的生活方式，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果说还有什么贵族或者姚中秋们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应出来的“君子”的话，那么这种“范儿”就是如假包换的了吧？

而那个副制片人，如果在君子的意义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了不？

孔夫子曰，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放在这里，老太太骑瘦驴非常严丝合缝不是？

张维迎、胡星斗、丁学良等等农民出身的专家学者，是精英败坏的中流砥柱吧？

那么，农民呢？

如果说，精英阶层是邓小平以降堕落速度最快的群体的话，那么农民则是中国堕落的基石。

按照国际上的标准，一个城市如果外来人口占据20%意思，那么其社会风气乃至道德水平也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不管户籍制度如何，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是中国道德沦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

原本，农民工进城根本不理睬什么户口，大学生反而被比如北上广之类的城市拒之门外，可现在，农民工与大学生越来越同流合污，齐刷刷不理睬什么户口，像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那样漂泊在城市的四面八方，并且，对所在城市的道德沦丧做出着夜以继日经年累月的丰功伟绩。

那么，农民出身者为什么会如此呢？

俺曾经援引过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有关上大学第一天那个来自山东农村学生看小人书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里，可以体会到什么？

2004年，俺就传播过俺在奥斯陆结识的朋友、现如今是公共政策领域教授的徐月宾有关社会资本的相关内容吧。

那个来自山东农村的主儿，少见多怪，高分低能。与城里人比较起来，显得很是寒酸。

如果放在社会资本的意义上，高下立判了吧。

城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城里人从小就在一个社会资本丰厚的环境里成长，如此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逐渐形成了城市社会资本的整体性结构和状态。

农村则由于公共品的付之阙如，使得农民成为井底之蛙。

而如此农民，一旦通过打工或者高考等等途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马上显示出社会资本方面的相形见绌。特别是那些通过高考实现了表面上鲤鱼跳龙门飞跃的主儿，就对这种社会资本的缺失经年累月耿耿于怀，即使到了寿终正寝时，也无法和与生俱来在城市里耳濡目染获取社会资本以及熊彼特们所谓“企业家精神”深入骨髓的人相提并论。不管是在比如音乐、竞技运动还是人类文化等等方面，视界差异永远无法弥补与融合。

因此，这也就形成了农民出身者发自肺腑的嫉贤妒能，对城里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咬牙切齿，也深知在视界上无法弥合的差距会被周围人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不屑一顾，形成了社会资本差异上旷日持久的焦虑。

同时，对于农民身份的拒绝，本质上就一种非驴非马的边缘化性向，既无法彻底成为城里人，也对农民惊恐万状。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以及来之不易的城里人身份，不择手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张维迎、胡星斗等等，概莫能外吧？

咱们碰到过的农民出身者，如假包换吧？

在如此层面上，再去看黄浦江死猪事件，耐人寻味不？

也因此，昨天俺的文字里提及，卢跃刚对俺说，农村是中国信用资源最丰饶之处，俺对跃刚兄如此盖棺定论不以为然，如果放在社会资本的坐标系里，是不是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