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制度形成日益严峻挑战让中国模式愈发面目可憎

文化对制度形成日益严峻挑战让中国模式愈发面目可憎

         2012年8月25日

何必

要闻

哈尔滨建委:查不到断裂桥梁责任单位……（略。）

现如今的中国热闹非凡不？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装修噪音里的写作。

前面引文最后许纪霖的文字，还是值得仔细阅读的吧。海派作品，嘿嘿。反正，俺对海派一直有着先入为主的印象，挥之不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蝴蝶鸳鸯派曾经引领了中国不少；毛泽东时代海派掌权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江泽民上海帮里群魔乱舞。到现在，什么朱学勤啦、萧功秦啦、朱大可啦、沈丁立啦等等海派人士也号称独领风骚。最近，号称上海新闻界第一支笔的叶檀再一次露怯，在洋鬼子中文媒体上发表系列文字标题是什么“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光是从这标题上就能够看出来叶檀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其观念之中一言堂的架势了吧，其文字遭到了美国薛涌和易富贤等人的猛烈批判。而叶檀如此露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对国美黄光裕陈晓之争、对房产税的力挺、以及对吴英案的说三道四，都表现出所谓“无知者无畏”的志大才疏、特别是在林毅夫从世行回来后会干什么的央视现场，叶檀居然大放厥词说林毅夫回来可能会做官，北大姚洋则说林毅夫肯定回北大继续做学问，叶檀如此寡廉鲜耻也很是可以了吧。从此，可以看出来海派的基本套路。再加上姚明、尤其是刘翔最近骗子的说辞，海派成了什么模样，有目共睹不？俺从小就对上海人有着受到周围人太多影响的偏见，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感。因此，许纪霖上海人的身份本身就让俺侧目而视，并且对其说法有着先入为主的戒备森严。三十多年来，俺最不喜欢打交道的人里，河南人第一，上海人第二，东北人第三。嘿嘿。

不过，许纪霖如此文字还是可以看看的。好歹，这是从文化角度对现如今中国为什么会如此乱象频仍给出的解释。当然，从许纪霖这篇文字看，挂一漏万，太多值得追究的地方。比如，达尔文的宗教立场对其最终体现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把这种宗教立场放在中国的视野里，中国宗教变迁史对“中国遇到达尔文”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中国遇到达尔文会产生如此深入骨髓的变化而全世界其他国家或者民族（包括同样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却没有如此影响？西方经历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教权一股独大，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等现象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中国却没有教权如此一骑绝尘，不管是佛教还是儒教（如果可以把儒家看作一个教派的话）也没有形成十字军东征那样的所向披靡，在与世俗皇权的争斗之中，或者像儒教那样日益世俗化，以至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一种世俗政权的政治纲领和统治方略，或者像佛教那样归隐山林偏安一隅与世无争，距离世俗渐行渐远，而如此情状对于达尔文、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走红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遇到达尔文就彻底变成了物欲横流的地界儿，其中固然有鸦片战争被船坚炮利轰开国门进而浸淫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果，但是，如果说鸦片战争是导致中国遇到达尔文而成为丛林法则最惨不忍睹的根源，未免牵强附会。所谓李约瑟之迷恐怕比许纪霖如此结论更要意味深长吧。与其说鸦片战争是中国遇到达尔文让丛林法则在中国无坚不摧的根源，不如说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个个导火索，中华文化就算没有鸦片战争，迟早也会丛林法则化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的实用理性，在其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且，像“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类以成败论英雄的说辞，并不是鸦片战争之后才粉墨登场、而是至少在元朝就已经家喻户晓，在这个意义上，实用理性的兴盛，与鸦片战争并无太大干系，而中国人的自私自利愈演愈烈，也不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因此，把中国遇到达尔文的起点放在鸦片战争，很是无法自圆其说令人心悦诚服。而且，俺经年累月地说，现如今的中国人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坏的，那么如果这种结论是成立的话，是不是真的当且仅当中国遇到了达尔文才会如此这般的？严复《天演论》曾经红极一时，并且成为中国人爱不释手的宝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太脍炙人口生生不息了，但是，为什么天演论会如此走红？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就不会走到丛林法则了么？换句话说，达尔文（和斯宾塞）是唯一的祸根么？人们尝言，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三个思想家里，达尔文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弗洛伊德。许纪霖涉及了中国遇到了达尔文，但是，中国遇到了马克思或许比中国遇到达尔文更加灾难深重，按照许纪霖文字最后的说法，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该对自己的学说被中国人奉为圭臬但却产生了118万裸体做官以及因为在国务院任秘书长后来荣膺总理的温家宝仅仅因为权力而成为中国首富，马克思会作何感慨呢大概会比海涅那句话还要痛心疾首不是？马克思会不会改变海涅的结论，摇身一变成为播下的是福收获的是灾呢？同理，王小东说现如今是阴道主义中国，俺认为，改革开放之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就是女人的阴道，中国人是最坏的，其中中国女人比男人更坏，现如今的中国人基本上已经全部女性化了，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以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所作所为的女性化特征越来越清晰可辨。那么，中国遇到弗洛伊德又会是什么样？老谋子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现了庄礼伟称之为“粉腿肉林”的中国女人肉体，让全世界大惊失色，无法设想一个神秘而保守的东方国家竟然会在如此庄重典雅的场合太弗洛伊德主义地进行肉弹表演，性开放程度让地球人目瞪口呆，再看看现如今中国婚外恋红杏出墙比比皆是甚至成为主流，那么，中国遇到弗洛伊德是不是也值得大书特书？当然喽，说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三大这种盖棺定论只不过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把“中国遇到***”这样的句式放到其他洋鬼子里大名鼎鼎的主儿那里，也严丝合缝不？再进一步，如果站在中国酱缸文化的角度，不管是基督教还是达尔文，只要碰上了中国注定面目全非，被弄得连洋鬼子自己都无法辨认了，那么，如此情形，太可以说明酱缸文化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扒皮抽筋的精髓了吧，甭管什么普世价值，只要遇到了中国就立马完蛋。因此，在这样的立场上看，许纪霖如此视野未免很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见微知著举重若轻，而太就事论事盯住达尔文（斯宾塞）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影响不肯撒嘴咧。

但是，无论如何，许纪霖如此文字，还是给出了一个视角，对于中国的丛林法则化进行了文化而不是制度的图示。其中，中国遇到达尔文发生了惊世骇俗的裂变，对中国、中国人以及随着中国影响力日盛而对全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但是达尔文（以及斯宾塞）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如此地动山摇，也就指出了中国与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不可小觑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至少发生在百年前，与我党没有关系，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如日中天，早在我党诞生之前就已经尽人皆知。由此而论，就算我党完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还是会如履平地。也因此，俺对国内外那些个认为只要把我党及其委府干掉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的论调不屑一顾，部分原因在此可见一斑。

许纪霖这篇文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海外人士据此评论说，现如今对于中国事务的分析判断预测，已经从制度层面跃升到了文化层面。这篇文字，被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宣言书，一个转折点，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本。从此，或许可以看成是制度决定论（俺从今天起，干脆把这叫做“制度主义”）开始走向没落、文化决定论（相应地，俺称之为“文化主义”）崛起并且逐渐跑马占地从制度主义手里抢夺话语权，并且逐渐成为主流。

显然，有如此说法的海外人士太少见多怪啦。实际上，文化主义在许纪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此脉络，可以梳理到呼吁现如今重新研读鲁迅乃至戊戌变法时期列位大佬的文字，余世存的“非常道”系列，以及俺反复引用过的去年MIT黄亚生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公开表态自己不再从制度层面关注中国事务而转向注意从人性角度去研判中国。上海同济朱大可对文化人类学的宣扬也部分地体现出如此成分（但是俺不认为朱大可具有文化主义的自觉，归根结底，朱大可还是个制度主义者，他有关文化人类学的说道只不过是因为他在文化研究所而屁股决定脑袋罢了）。今年初，俺与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讨论如此问题时，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谈到，类似普世价值里比如自由民主等等，都是制度层面的东西，都是在桌子上如何摆放得更合理的事情，而文化则是那个桌子，如果桌子坍塌了，所有制度也就都扯蛋了。王飞凌（李延明也如此）转发的那篇中国人是扼杀所有人类制度（俺据此把中国人称之为“制度杀手”）的文字，实际上也宣告当制度碰到中国是何等不堪一击……实际上，文化主义一直就存在，只不过处于犄角旮旯的地位，被主流所不屑一顾，很是边缘化，并没有显山露水。许纪霖如此文字，也未必能够掀起文化主义狂潮。说这是个标志性事件，恐怕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了。文化主义到现在并没有取得如此成功的基本条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无法与制度主义平起平坐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究其原因，中国人好吃懒做搭便车偷奸耍滑的习性使然。有目共睹的是，文化主义比制度主义要披荆斩棘寸步难行得多，制度主义很容易食洋不化东施效颦，一旦失败了就把责任往对引进制度不到位而万事大吉，市场原教旨主义如此，宪政民主教派也如此，至于说中国左派主张的公有制更是在此窠臼之中。说到底，就是好逸恶劳的玩意儿。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其中蕴含着的，就有文化主义的因素，什么北京共识啦中国模式啦与时俱进中国特色啦等等，都在强调中国例外论，如果放在文化主义的视野下，是具有其合理的成分的。但凡能够看到俺如此文字者，基本上都是制度主义者，与俺见过面并且讨论过如此问题者，也有大量的人认为所有事情说到底还是个制度问题，应该在制度层面上去把握。对此，俺当然固执己见，认为依靠制度不可能让中国起死回生。俺希望能够看到俺文字并坚持制度主义的兄弟姐妹们，从许纪霖以及俺经年累月喋喋不休的文化主义说辞里能够看到并且从中感悟出什么，并且也琢磨一下为什么黄亚生会具有从制度主义向文化主义的转变。制度主义一直把持中国话语权三十多年，到现在依然风头正劲，在可见的未来也不见得会江河日下，但是，文化主义的崛起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大势所趋。毕竟，人们看到，制度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其中以被称之为“掉洋书袋”的中国所谓新左派（他们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掉洋书袋”得来的结论否定普世价值，选择性地采用东方主义以及文化霸权等理论，用西方人的套路来指称中国例外论，自相矛盾之处历历在目不？）、以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张维迎厉以宁茅于轼们为甚。昨天，洋鬼子中文媒体刊发了茅于轼等人写作的文字，分析为什么中国在没有制度优势的情况下会产生奇迹，茅于轼们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中国人的勤劳。显然，茅于轼们根本没有秦晖中国低人权优势以及低人权扩张的概念，如果中国人这种勤劳是建立在秦晖所谓低自由和低福利（合并成为低人权）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这种勤劳无论对中国人自身、还是对全世界的中国人以为的竞争对手来说，都是个无法回避的生死与共的麻烦。姚中秋（秋风）之所以离开自由派（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民主派、普世价值派），原因之一就是张维迎厉以宁茅于轼们祸国殃民了太多，而且在中国越来越人嫌狗不待见，日益被边缘化。

所以，许纪霖如此说辞，尽管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但聊胜于无，对于文化主义来说也是个浪花一朵。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