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败坏远不止伪自由主义耶

中国知识精英败坏远不止伪自由主义耶

                       2012年4月26日

何必

在白先勇看来，白崇禧是个儒将，他尊重知识分子，也曾支持儿子办杂志……（略。）

对中国知识人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呵呵。

装修噪音之中的写作。

严家伟的那篇文字，俺将在别的地方引用。从标题说就可以知道，其中心思想或是什么。实际上，无非是些个老生常谈而已。说到底，还是与辛子陵们差毬不多，救党论之类的货色。

倒是苏中杰的短评一语中的吧。

上次俺涉及如此话题时，引用了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苏中杰写的知识界愚民十大特征。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里的知识精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太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概念模糊不清，却拿出来花拳绣腿手舞足蹈，招摇过市挂羊头卖狗肉。看起来，这个苏中杰也是个对中国知识人败坏现象关注了很长时间、并且五味杂陈的人。现如今，这种人还是太少，能够具有苏中杰、姚中秋（秋风）这种把当代中国乱象与知识人联系起来者，毕竟凤毛麟角，太多的左派和右派人士，都还是沉溺于陈腐不堪的货色之中，比如什么普世价值啦、自由民主啦、宪政法治啦、程序正义啦、公有制啦、社会主义啦等等陈芝麻烂谷子的层面上，裹足不前，反对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号召干掉我党，拥护改革，或者叫嚣革命，似乎，如果有这么一次改天换地的洗礼，更换政治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中国从此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很多人，就算是对中国人里的知识精英有所微词，也不过是在文人相轻的范围内的婆婆妈妈，比如海外对民运的口诛笔伐，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民运群体内部组成人员倒行逆施的谴责、甚至人身攻击上，很难再往前走一步，面对为什么海外民运会到今天这步田地、为什么海外民运被边缘化是个具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为什么中国人只能产生这样的知识人、为什么中国知识人都只能如此堕落到姚中秋所谓“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根源”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绝不仅仅局限于海外民运领域，通看知识人之间的互相谩骂贬斥，表面上就事论事，实际上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打心底里不敢超越门派之争而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人里的知识精英阶层的评价上。这本身，就是学养问题，更是气魄问题。如果不具备胆量，是很难达到如此境界的。因此，苏中杰、姚中秋们在对中国知识人的评价方面的说三道四才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还是得看到，虽然苏中杰、姚中秋们已经达到了如此境界，但是，漏洞百出之处还是显而易见。姚中秋拒绝承认现如今中国的乱象以及精英败坏是国民性问题，因此也就根本无法理解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所谓“十三亿刁民”的概念及其背后更加鞭辟入里敲骨吸髓的深刻反思，继续停留在制度决定论的层面上。苏中杰的说辞，还没有达到姚中秋的水平，并没有得出精英败坏是现如今中国灾难源泉的结论。并且，苏中杰虽然总结归纳出了中国知识界愚民的特征，但是，在给严家伟的如此说辞里，却认为张维迎、茅于轼们“迷惑了整个知识界”。这种说法就很是耐人寻味了吧。中国知识界愚民，而苏中杰所谓“伪自由主义”分子们又在迷惑中国知识界，如此，中国知识界即使肇事者又是受害者，在愚民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在面对苏中杰所谓“恶富”现象和问题时又受到了伪自由主义分子的迷惑，处于被动的位置。如此描述，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现实中，都会遇到麻烦吧？为什么愚民的中国知识界会被迷惑？如果说伪自由主义迷惑了中国知识界，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如果整个知识界那么轻而易举被伪自由主义者所迷惑，那是伪自由主义者神通广大还是知识界太不堪一击昏庸无能？如果知识界如此容易被迷惑，这还是知识界么？到底是伪自由主义者们迷惑了知识界，还是伪自由主义借着中国知识界的邪门歪道而如虎添翼？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伪自由主义者与中国知识界（虽然伪自由主义分子也是知识界的组成部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共同愚弄迷惑中国？苏中杰是如何得出伪自由主迷惑中国整个知识界的结论的呢？依据是什么呢？……如此漏洞，是不是昭然若揭？

当然，苏中杰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已经很不间断了，毕竟，比起严家伟们来，算是个不小的进步了。毕竟，严家伟们的帝制思维，更加根深蒂固，目标还是瞄准了皇帝，一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架势，以为中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出在皇帝身上。苏中杰则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既在皇帝，更在精英。在反毛批邓之际，更要反对“伪自由主义”。

茅于轼们是“伪自由主义”么？这个问题，今年是个很热闹的话题。起源就是茅于轼获得了美国什么弗里德曼自由奖。俺当时就评头论足说，美国佬真是瞎了眼咧，居然会把一个自由奖给茅于轼这等货色——茅于轼也配成为自由主义者？结果呢？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的薛涌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针对茅于轼获得自由奖之事进行评论，说茅于轼与自由主义南辕北辙，如此挑战，掀起了一场右派阵营内部的论战，金融时报邀请茅于轼反唇相讥，薛涌则不甘示弱寸步不让，别的人也加入进来大打出手，挺茅的挺薛的七嘴八舌好不热闹。但看上去，还是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说的那样，中国人在讨论问题时，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无法统一，你说前门楼子，他说头子，在同一场讨论之中，使用着同样的概念，但是参与者所使用的同样的概念在各自心目中却有着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援引英国芦笛的话说，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之中，汉语的熵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汉语是最模糊不清的。（说句题外话吧。芦笛如此盖棺定论，很是符合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情结。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文的地位和走向问题。俺曾经专门讨论过计算机语言里中文使用、尤其是在计算机底层使用汉语编程的问题。众所周知，CPU和操作系统越来越复杂精致，这原本就是拉丁文无法避免的悲剧，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拉丁文不得不创造出来新的词汇去表述，这样就使得字库容量不断扩充，占据了大量空间，加重了负载，延缓了速度，增加了成本，平添了风险，从系统论角度看，每精致一步，复杂程度和出问题的风险就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上升。而熵值非常高的中文，却反其道而行之，尽人皆知的是，中文里除了网民眉飞色舞开玩笑似的制造的类似“囧”字外，并没有制度性的新造字的出现，相反，从康熙字典到现在，中文的文字量大大下降，人民日报常用字也就700个左右，而如果熟练掌握中文，有3000字已经成为专家学者档次了，而这，在英语托福里也不过就是个初级班的水平，易言之，中文的模糊化很难说是个灾难，而如果放到计算机里，字库容量恒定，不会扩充，用现存的常量汉字描述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极大地节约了计算机的容量，并且使字库容积成为不变量，这给人类信息时代带来的影响将是开创性和颠覆性的，俺之所以知道如许，就是因为俺曾经遇到过发明了在计算机最底层使用汉语编程的发明家，遗憾的是，到现在此项发明还处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当然，如此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如此，也就只能是鸡一嘴鸭一嘴，但互相根本无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达成一致。薛涌指出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论调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茅于轼口口声声辩称富人得不到保护整个国家都会面临灾难。茅于轼如此说法，俺也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吧。五六年前，冼岩就曾经专门就茅于轼如此说辞口诛笔伐过。茅于轼这叫自由主义么？俺感觉，还是老左派文胆和旗手张宏良在请俺喝酒时说的话一语中的——在西方，左派通常都是比较激进，主张市场化国际化，右派比较保守，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保护民族利益和普罗大众居然成为中国左派的任务。嘿嘿。宏良兄如此说辞，恰如其分表明了中国与世界截然相反的状况，就如同中国股市涨跌红绿与国际上恰恰相反一样。茅于轼为富人鸣锣开道，本质上就是劫贫济富，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个莫大的歪曲和讽刺吧。茅于轼连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可现如今成天到晚被类似英国金融时报之类的洋鬼子中文媒体奉若神明，由此可见中国乱到了什么地步了吧。要不然俺说，美国佬把弗里德曼自由奖给了茅于轼，实在是有眼无珠。茅于轼的说辞，通常都被看作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话的绝佳题材。不管他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胡言乱语，还是市场化的喋喋不休。美国三妹（刘晓东）发来的内容里，就有说中国现如今的行将就木与茅于轼这类经济学家误导中国密不可分的内容。实际上，现如今茅于轼张维迎们在中国越来越被边缘化，特别是在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形成了中国的新三座大山后，自由派成为了社会公敌，那些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拒绝承认市场失灵的冥顽不灵也令人扼腕叹息。因此，如果说茅于轼是自由主义，那才是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胡说八道呢。因此之故，苏中杰把茅于轼张维迎们称之为“伪自由主义”，也未尝不可。

张维迎茅于轼们的立场，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早年间俺就曾经针对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喻国明有关新闻媒体就应该关注富人并经由此带来社会乃至国家进步的说辞嬉笑怒骂过吧。中国当代右派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主张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左派主张结果公平，其间的分歧，无法弥合。中国当代右派言必称美利坚，却对呕爸妈奉为圭臬的巴菲特规则只字不提。什么是巴菲特规则？就是富人应该被征收不低于30%税率的赋税。呕爸妈要对美国富豪增税，而茅于轼们则要为中国富人说话，其间的反差，是不是一目了然？这还不说，美国是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如果去看看欧洲，税率之高令人咋舌，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法国一直独占鳌头，紧接着，比利时也形影相随，（当然，中国也时不常对比利时取而代之，这么一个穷国如此之高的税负，令人啼笑皆非吧？）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税率则令人惨不忍睹（但之所以没有在福布斯痛苦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则是由于高福利）。俺也就不在此说中国的富人是如何形成的，财富原罪的问题是如何荒诞不经。只是看，苏中杰所认为张维迎茅于轼们来不来就打出文革的旗号来为“恶富”们充当知识界的守护神和看门狗，这种手法也被咱们司空见惯了吧。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讲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结果至高无上过程无毬所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乎，右派就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境：原本主张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但最终却落入了中国特色的以成败论英雄的结果公平的窠臼之中，并且像茅于轼那样“为富人说话”而对结果矢志不渝。而如果有人对他们的立场有所微词，则祭出中国特色的文革杀威棒，说到底，中国的自由派，不过依然帝制思维挥之不去罢了。

实际上，中国整个知识界哪一个能够逃脱如此路数？

所以嘛，中国知识精英才会如此败坏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