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高价专家号是对是错？

医院高价专家号是对是错？

                                 2004年4月22日

何必

现在很多医院都出现了几十甚至上百元的高价专家号，……（略。）

据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说，这种在普通门诊设立专家号的行为属于违规，并不能给病人带来任何特别服务，只是提高了收费水平；但对于这种变相提价的做法，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医院方面无视卫生管理部门规定的行为尽管很愤怒，但也只是希望媒体呼吁其改变，或者患者不要什么小病都去看专家门诊找着没有任何必要的破费。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专家门诊推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看专家门诊都没有享受到什么“特需”服务，只是在普通病区人挤人地排队等候着叫号、然后进入诊室被什么带着“主任医师”名头的主儿三下五除二不一回儿就干掉了，然后出来继续排队划价取药什么的，没啥“特需”。这种经历，几乎所有去过医院的人都遭遇过。

问题是，如此长期而大规模违规，就产生了像那个英国法官所说的那句很经典而耐人寻味的话——“当我们的理论与世界不符时，一定是世界错了”那样的现实冲突，让人费解于到底是现实情况出现了问题，还是这规矩本身有问题。假如一个规矩出台后迅速被方方面面破除掉，是否说媒这规矩本身就是违背现实的。像民航总局方面出于对那些大型航空公司利益保护的考虑，三番五次出台有关机票价格限制令，却只是被各航空公司巧立名目、以打折、常旅客等名目繁多的招数绕开而实行自主降价；北京市发改委有关停车费标准一公布就引起社会哗然：人们纷纷置疑行政部门太多的婆婆姿态热衷于干预市场；中国足协摆出行政部门的架子弄出什么运动员收入最高限价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昏招……这些由行政部门一厢情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干预市场的措施，最后都被市场无情地捉弄乃至否定掉了。

医疗属于服务业，而且这种服务当中带有很强的智力成份。在国外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医生和律师是收入最高的两个群体，而这两个领域都在我们所常说的“第三产业”当中。通常说起第三产业，人们总是联想其那些保姆、递送员等简单体力劳动（笔者毫无鄙视这类劳动的意味），却多未曾想到这类服务行当里应该是高收入密集区（像资讯、咨询、保险、金融等都在此列），因为其中包含着太多人类的智慧结晶。但在我国，之所以对所谓第三产业有着排名语义下末席、小妾那种自然联想，与我们对于智力劳动蔑视的传统相关。就拿医生诊疗病人来说，北京有不少医院现在的挂号费还有5元钱的，如此算下来，一个5元挂号费档次的医生一天就算拼着命看30个病人，挂号费总收入也就是150元的水平，扣除房租水电环卫保安等各种开支，能留给自己的能有多少应该不是很难计算的；即使这150元全部归个人所有，这种不能吃喝在高危险环境下工作才换来每个月全部工作日都上班拼命只有3400元的收入，不能不说是对这些受过专业训练、从事着高危险行业（笔者的夫人就曾经是北京某医院的医师，而且常常在病房与门诊之间轮转，感叹到医生这个职业就是随时准备进法院的，因为谁也很难做到万无一失，假如一不小心出现医疗事故，那就是把自己往法庭上送的结局）、完全靠脑力劳动来谋生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嘲弄与讥讽。而这种状况的延续，才有了医院不得不以药养院的怪现象，出现了所谓收红包、贿赂医疗器械采购与管理者和药房人员此起彼伏的腐败景象。今年中纪委所做的反腐倡廉民意调查中，医疗腐败已经高居前五位之列，足以说明现行医疗体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特需”门诊却还是收高价专家号费用的医院，也还是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就诊病人也还是要有早晨6点就到达医院排队挂号的场面，按照报道中那位医生的说法“100元还低呢，你看现在还那么多人，应该1000元”！的确，他说得一点都不错，有需求就有供给，别说什么舒适环境里的“特需”门诊，就算是沙丁鱼般的排挤，还有患者挂不上号，由市场来决定医生的诊疗价格当属自然而然的事。正是由于行政部门的多事，才使得医疗市场的价格机制走偏，失去了信号的正常属性与功能，无法准确传递市场信息，也无从由市场和消费者给不同水平的医生定价，导致了该领域的长期混乱。

类似医生收红包、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与管理者收受回扣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公害，民众戏称目前社会上有两种人最可恨，一是劫道一是卖药，但如何从根本上铲除这类腐败，却不是单纯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么形式化方式就能解决的。制度是造成腐败的根本成因，制度安排方面的脱胎换骨才能根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