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知识经济中的人力资源

漫谈知识经济中的人力资源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前不久，一个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朋友回到北京过年，对我谈起他11岁的孩子在学校就读，老师要求学生写一篇论文，题目自己定。几个孩子商量了一下，搞了个针对社区内居民的上班出行时间的调查，他们分了工，有在固定时间和地点作观察的，有入户进行访问的，有汇集调查结果并负责核实的，有在图书馆查相关资料的。这之中，没有一个大人参与，只是最后，由老师帮助作了个报告封面图形设计，这份耗时一个多月、长达上百页、参考资料有数十本的报告，就是由这几个毛孩子设计和完成的。

我另外的一个朋友，孩子是十五、六岁，在北京上初三，至今，其作文、入团申请书、思想汇报、期中小结、期末总结等等都是由她帮助捉刀代笔的，她甚至提出，让我帮助其孩子修改作文。现在，这个孩子所在的班里已经盛行此风，并“输出革命”到了全校。除了吃饭睡觉喘气儿，其余皆由家长包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未来接班人。

在我国的外企普遍认为，我们现行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创造性和动手能力很差，这几乎成了通病。我们现在的重知识、轻操作、重分数、轻能力、重书本、轻工艺的教育方法实在是有悖于时代的发展。

联想开去。改革开放活跃了非公有制经济，历经10多年的发展，中国私营企业已具规模，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但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最新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平均年龄40.5岁，中年居多；家族式管理很普遍；企业主或主要投资人的文化水平，文盲为0.3%，小学为6.4％，初中为31.4％，高中为41.7％，大专与大学为19.9％，研究生为0.7％。这表明，私营企业中的“老板”的文化程度偏底。相应的，他们之中，40％看不懂财务报表，10％的企业没有任何文字章程，企业信息靠买方提供（24％）、电视广播（16.3％）、报刊（13.6％）、同行（13.7％）、亲友（3.3％），55％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人员；而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期待于“尽量把企业规模办大”（56.8％）、“入党”（16.9％）、“多支持公益事业”（16.3％）、“平时注意树立良好的形象”（10.5％）、“争取当人大、政协委员”（8.5％）、在“报刊、电视、广播中多宣传自己”（6.1％）、“与政府领导人多联系”（2.0％）、争取“担任政府职务”（1.8％）等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国际资本纷纷窥视着中国大陆这块充满诱惑力的巨大市场，各个领域里的激烈商战愈演愈火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网络、PC、信息等等名词和内容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排名前20位的PC生产厂家都在中国“登陆”，而国际上知名的ISP、ICP们也都瞄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微软已经启动了其“中国研究院”，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知名学府的高学位的人才。拥有知识就拥有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以上述这样一批企业主所带领的企业去参与竞争，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问题在于，如何将知识真正经济化。

J•M•克拉克说，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教育投资不是消费性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效益，比买机器买设备、比有形资产所能够产生的效益要大得多。近半个世纪来，这一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北京市提出“首都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实际上都是符合这一思路的。

前一段时间，以开发经营教育软件为主业的科利华公司宣称，斥资1亿元发行《学习的革命》一书，这实质上无非是企业的一种炒作而已。我们不谈该书的发行量能否达到宋朝弟（科利华公司的老板）所标榜或期望的1000万册，也不谈从事电子出版物的企业热衷于传统出版物的运作是否为向自然或无奈的回归，更不去说“学习的革命”提法本身的问题（而应为“方法的革命”），说到知识经济，也是个广为流传但并未引起国内多数“老板”重视的概念。国外著名学者在参观了中国的企业后，断言中国在知识经济上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四十年。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如何，冷静地想一下我们自己，就会发现实际上还处在很原始的操作水平。单就这种炒作本身，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知识经济以及信息时代，炒作的多，坐而论道的多，亦步亦趋的多，浮躁于表面夸夸其谈的多，潜心学问者少。热炒侈谈知识经济，并不会让我们超越工业化，摆脱我国12亿人口中有2.3亿文盲和5亿科盲的现实，也不会去除那些在发达国家烟中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而在我国正在朝气蓬勃的行当，把中关村嚷嚷了十几年的“中国硅谷”之称予以兑现，更不会让我们提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反而助长了短期行为取向的扩充和投机心理的蔓延，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是弊多利少的。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而“创新”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本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意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持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即需要所谓创新。至今，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在跨入新时代时各国皆面临的问题。

美国一些资料表明，R&D（研究和开发）在新的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代之以现有知识、技术、制度和管理的重新组合，也就是说，新的发明和发现在比重上越来越让位于已有的既成的知识和经验的富有创造性的再利用，这已经是创新的主要内容。

与之相应的是，在知识和资本的关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长时间里，知识是以资本为载体的，资本是知识得以存在和表现的必要条件；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二者的位置调转了，知识成为资本的载体，知识价值在上升，资本价值不确定了，没有知识含量的资本将变得毫无意义，以至于会有这样的说法，“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

众所周知，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的主要是以高科技为主导信息经济。欧美发达国家注重知识和技术创新，掌握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动权，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欧美经济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美国今年拟投入2360亿美元用于R&D（研究与开发）领域，这个数字比上年增长近7％，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8％；英国进行科技政策调整，今后几年将新增14亿英镑（约合23亿美元）的科技投资，以重点改善其科研基础设施。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称，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取得24个领先地位；而以技术立国的日本则经济增长减慢，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多数科技领域已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年前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就曾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产业结构，没有稳固健康的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就很难经得起各种经济风险的考验。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应当努力实现以高科技为内涵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发展，并纷纷制定强调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研与生产部门联系的新政策。

再看看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要落后于经济国际竞争力。1996年，我国GDP排在世界第7位，而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在第28位；我国科技竞争力连续3年下降，是我国国际竞争力8大类指标中唯一连续下降的指标，从1994每世界第23位下滑了5位；我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较低，1996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发展总人数和企业研究与发展总人数均列世界前4名，但我国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列世界第32位和21位。

在知识经济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源开发”，提倡每个人都是战略资源。创新的基础是学习，现在，对学习过程的研究日益被重视，“学习如何学习（To Learn How To Learn）”也日益被当成知识经济时代的口号，知识的积累越来越让位于知识获取方法的积累，教育观念变化体现为从传统的教知识转化为教方法，并将教育问题提升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度。对传统的否定更多的是在方法论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经济不仅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新的标准建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观集合。

知识作为增长和福利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变得日益重要，而知识的高速发展和更广泛的传播也为各国提供了新机遇。知识经济中的创新蕴于人体的智力资源，是无形资产。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才也是一种新型的人才，需要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而人才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因此人才的选择是知识经济的命脉，人才对知识经济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此，人才和创新能力，比资金投入与积累、市场占有与扩大更为重要。

那么，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人才”的概念有了哪些变化呢？作为这之中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这里的人才市场，有些什么新的特征呢？

就人而言，首先，应该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和进取，加强学习，使列宁的那句经典的话“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更为充实和有意义。

其次，应该注意对自己能力的培养及素质的提升，这里包括自主、独立、思考、行为、情感等多方面能力的合理配置。21世纪，需要的人一方面应更为专业化，而另一方面则在办公自动化、语言、社会阅历、交际技能等上应该更全面发展，以适应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再次，注意对自己知识的建构、调整和再利用，敢于面对并否定既成的知识经验技能，掌握学习的技巧，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之中，形成创新。知识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其耐用性很强。

还有，就是善于收集、分析、处理、加工、储存、发布、利用各方面的信息。应该注意到，学习实际上是探询的过程，因此，观察、表述、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信息时代的临近，“信息爆炸”日见端倪，如果我们不能对庞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取舍，当会使我们在其中盲人骑瞎马找不着北。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健全人格的培养，诸如责任感、信用、自调节自组织自建构，在紧张之中保持良好的心理卫生状况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创造有效使用知识的能力，以及通过努力进入全球知识经济分工体系，并明确自己的角色，进而在未来的经济中，不致落伍，实现超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立法部门、科研机构、企业和人们谨慎地思索一番。

相应的，就是“没有窝囊的人，只有无知的人”。